面對重大危機，習近平一貫的生存策略就是孤注一擲。他過去的運氣總是不錯，無論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多大禍害，都能保住位子。這決定了這樣一個邏輯，中國危機越是深化，習近平選擇豪賭的可能性反而越大。習近平的這種性格，對當今危機重重的中國和世界來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因素。
這一次，習近平賭的是如何應對住房市場崩塌的危機。很多人都知道，習近平救股市是不可能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不可能強迫所有人去買股票，也就是說，多數人沒有股票也可以照常生活。但住房就不同了，因此，救房市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邏輯，與救股市有非常大的差別。
有一個在北京的西方左派學者認為，習近平用國有化的方式提升保障房的比例，方向正確，因為有利於低收入群體。另有人認為，習近平這樣做，既可以救房市，又解決了保障房的難題，是明智之舉。但是，懂經濟學的人則不難想到，14號文件的救房市思路，將給中國銀行帶來巨大風險，因為中國的住房早已嚴重過剩。
令我頗感奇怪的是，很少人把中國嚴重的就業問題與住房問題聯繫起來分析。中國提升保障房的比重，不僅面臨財力不足的難題，還有一個發達地區和大城市嚴重依賴外來勞動力，尤其是依賴農民工的難題。對於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保障房的對像是本土居民，組屋和廉租屋有助於低收入家庭降低哺育後代的支出，但這個福利不能也給外籍勞工。以中國現在的經濟模式，鼓勵極度壓榨本國但非本地的「外勞」是維繫企業生存的前提。政府擴大保障房，能否與這種用工模式相匹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此，我相信習近平拍板、何立峰一手操盤的所謂「新房改」，本質上是一個把當下嚴重的房市危機長期化的策略，在經濟難以復甦，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的巨大壓力下，這個「新房改」其實不可能為整個住房市場提供一種透明和穩定的預期。對很多人來說，有沒有工作，下一個工作在何處都是巨大問號，因此他們連婚姻都顧不上，更何況買房。
這個所謂的「新房改」將動用大量的信貸資源，因此對已經不堪債務重負的國有銀行系統而言，「新房改」完全可能成為壓倒中國金融系統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此，習近平、何立峰當然不會不知道，但他們非常自覺地選擇了「新房改」這次豪賭。
那麼，這次豪賭會不會成功呢？這首先取決於如何定義習近平需要的成功。目前，中外知識人中仍然有不少人用「市場經濟」或自由主義的標準來批評習近平的政策，問題是，習近平從來就沒有信奉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價值和理念。那麼，對習近平和他的擁戴者來說，這次「房改」的成功意味著什麼呢？《華爾街日報》首席中國記者魏玲靈的直覺是對的，那就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一種新的奴役體制能否在中國經濟與西方「脫鉤」的大環境下重新建構並穩定下來。
這種可能性存在嗎？從技術可能性、以及從中國的所謂「民情秩序」看，我不得不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要實現這種可能性，設計和運作能力的要求並不低。有人把習近平比作中國的史達林，但史達林的智商遠比習高，這就給追求自由的中國人帶來成功的可能，這當然也需要有足夠的想像力和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