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月27日報導,有熟悉中共內部消息的人士透露,中國現在形勢危急,仿佛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壓力鍋」,針對習的批評比比皆是。
這話沒錯。其中有些批評甚至來自體制內,包括體制內的專家學者。
最近,中央黨校教授、博導,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凱,和清華大學教授、博導孫立平發表的兩篇文章,就是這種批評中比較有分量的聲音。
2月22日,汪玉凱發表了《關於推進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的幾點認識和建議——建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重新部署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文。該文以建言為名,用曲筆的方式批評了過去幾年中共當局在決策上的失誤,被外界認為是直接挑戰習近平。
文章隨後分三大部分加以闡述。第一部分是「用新的視角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
汪玉凱認為因為這樣的選擇,才使中國進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文章以1980年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最低的1.8%與2021年的18%做對比,來印證這一觀點。其潛台詞就是中共當局正在推行的「與世界對抗」、「閉關鎖國、封閉保守」的回頭政策是行不通的,如今中共已經自食其果。
第二部分是「需要正視改革開放面臨的問題」。
汪認為,「改革開放的使命遠遠沒有完成」。汪在此還是在間接批評中共當局正是搞壞中美關係、搞垮民營企業、搞快外貿的「禍首」,並希望現當局正視這些人所皆知的問題。
文章第三部分是重點,點出「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汪建議中共在三中全會上「以新姿態布局深層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並將之定義為新時期的二次改革」。
如果說汪玉凱的文章採取的是建言和曲筆的方式,那麼孫立平的文章可以說基本上就是直言不諱了,就差沒直戳中共的鼻子。
這篇文章於2月27日發布在孫立平的微信公眾號上,題目叫「重振經濟靠什麼?其實就這麼簡簡單單的三條」。
文章一上來就開門見山的指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需要建立在新的基座的基礎上,而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權力和正常的社會,則是這個基座最主要的三個東西。「能否形成這個基座,這決定著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孫立平說。
接下來,文章對這三樣東西做了具體的分析和闡述。
談到有效的法治,孫立平指出,去年以來,有關部門出台了很多重振經濟的措施,包括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等,但收效甚微。為什麼?不是文件少,政策力度不夠。而是將經濟運行建立在文件政策基礎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需要的是法治,是真正的法治,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奠定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才能重建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信心。這不是說政策不重要,什麼時候政策都是重要的,而是說,法治是真正的基座,政策要在這個基座上起作用。
談到有限的權力,孫立平指出,在現代社會中,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但要有兩個最基本的原則。第一,權力要在規則之下,權力是規則的維護者和運用者。第二,權力及作用範圍是有邊界的。「我們這些年的問題在哪裡呢?是權力的迅速擴張,是權力跨越邊界的迅速擴張,是權力對經濟事務的過多直接參與。這是造成今天很多問題的重要原因。」「在過去那種簡單的經濟體中,權力有時還能勉強應付,但對於現在這種及其複雜的經濟體來說,權力的直接介入的結果往往是對經濟運行擾亂。」
談到正常的社會,孫立平說,這一點看似很虛,但實際上非常重要。正常的社會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要有很強的活力,要有起碼的寬容度,要有鼓勵創新和做事情的軟環境。「目前我們的社會太緊繃了。這幾天,有人又在炒作對莫言的起訴。不要小看這樣的事情,不要以為這就是一些自媒體在博眼球,這樣的事情多了,整個社會的氛圍就變壞了。這種事情就猶如馬路上的那些小石子,看起來不大,沒有大的妨礙,但多了,車就跑不起來。」
文章在結尾處說,「再重複一遍在討論足球時我引用了無數遍的一句話:我們需要的是自由的意志與舒展的靈魂。」
回到文章的主題:重振經濟靠什麼?孫立平的觀點很明確,就是靠有效的法治、有限的權力和正常的社會,只有具備了這三樣東西,中國經濟才有未來,而這三樣東西正是當下中國所欠缺的。
也許是孫立平的這個觀點太尖銳,這篇文章在他的微信號上現在已經不見了。
無論是汪玉凱的建言曲筆還是孫立平的直言不諱,可以說都代表了體制內改革派對習近平的不滿,這種不滿目前已經累積到有些忍了很久的人再也忍受不了的程度了。這勢必會進一步瓦解習近平的權威,加速中共這個「隨時會爆炸的壓力鍋」的崩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