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用棋藝表述的格言很有哲理：「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確實如此。下棋時，一念之差，或一時衝動，走錯的雖只一步，輸掉的卻是全盤。這種教訓，是沉痛的。
不過，如果從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層次來看，魏京生大字報這個事件畢竟是歷史長河水面上的浪花。這浪花的確是被一塊偶然飛來的石子所激起，但從更深的層次看，這偶然的浪花之所以濺得那樣高，還是洶湧的河流本身的力量所導致，也就是必然性在起決定作用。
其實鄧小平這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稿，既未經中共中央討論，也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只是胡喬木把稿子弄好了，鄧小平以個人身份拿到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一講，各省當權者無不聞風而動，雷厲風行。他們早就不滿三中全會，這一下有了「四項原則」，可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右傾」了。於是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向三中全會路線反攻的高潮。有的省迅速召開電話會議，別的不說，先把發給農民的自留地收歸「集體」。這就說明，不管是什麼偶然因素促使鄧小平向左轉，他這個左轉完全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受到各級領導骨幹那樣熱烈的擁護，使全國形勢急速左轉。
說「三」道「四」
但是堅持三中全會方針的胡耀邦此時威望如日中天，胡績偉主持的《人民日報》也旗幟鮮明地反左。從五月起，《人民日報》在胡耀邦的支持下連續用整版篇幅發表了我的系列文章：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
《信仰危機說明了什麼》
這些文章用三中全會精神解釋四項原則，批駁了左傾回潮風，使各地因堅持思想解放而受壓的幹部和群眾重新抬起頭來。因此《人民日報》每天都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讚揚這些文章，感謝《人民日報》在他們嚴重受壓的時候，發表這些文章扭轉了他們那裡的形勢。但是文革餘孽和黨內保守勢力利用「四項原則」反對三中全會的鬥爭並沒有停止。「說三道四」依然在攪亂人們思想。於是我在胡耀邦支持下寫了一篇《執行三中全會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一版頭條發表了。這篇文章和我的系列文章一樣，也是用三中全會精神解釋四項原則，重在反左。當時《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權威性還沒有受到質疑，所以「說三道四」的爭論也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這種形勢到一九八二年就有了重大變化，「四個凡是」終於占了上風，並且在組織上得到落實。這一年鄧力群被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長，並從鄧小平那裡領來「重新組織理論隊伍」的旨意，對理論界開始進行大清洗。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免職掛了起來，前後組織了五次整個中宣部的大會對我進行批判之後，把我趕出北京了事。同時胡喬木和鄧力群又向《人民日報》開刀，逼迫社長胡績偉「辭職」，撤掉了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他們還想把《人民日報》弄成中宣部的下屬單位，以便鄧力群能直接操控，不料遭到報社工作人員的強烈反抗，而且中央也不同意降低黨中央機關報的規格，所以他們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後記
「宜觀星辰辨南北，勿隨螢火逐東西。」這副對聯，是我從自己的理論活動中得到的經驗教訓。我做了一輩子理論工作，現在既說不清「理論」的定義，也說不清「政治」的定義。但我對理論和政治的關係卻有一點重要心得，這就是理論不應該為政治服務。
不管理論的定義是什麼，它應該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觀規律的反映，是穩定的，不會隨著人的意向而變化。而政治則以人的立場和意向為轉移。政治總是和政權分不開的。隨著掌權者的更替，政治風向也就變了。即使掌權者沒有換，他的意向變了，政治風向也要變化。作為理論工作者，只能本著科學良知，執著於真理的追求，而不應「為政治服務」。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誰也脫離不了的政治，理論也不是處在真空當中。但是理論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權力。在政治角鬥場上，是強者勝，而強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惡丑」。特別在曲折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厭詐，縱橫捭闔，聲東擊西，變幻無常，理論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夠跟上，這種「理論」也就不成其為理論了。
因此，要處理好理論和政治的關係，唯一的辦法是超脫於政治之外。理論工作者必須用自己的頭腦獨立思考，應該把政治本身也作為一個客體進行觀察和研究，而不應當跟在後面亦步亦趨。例如《孫子兵法》就把最為變化無常的戰爭作為客體進行研究，探求那紛紜複雜現象背後的本質。
在這個過程里，最不可取的是為現實的政治「量體裁衣」，用理論給當權的政治進行包裝。這種做法，即使從執政者本身的利益來說，都是有害無益的，因為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有了錯誤將失去糾正的機會。
這樣反省的結果，如果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講真話」。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話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論工作上，就是「憑良心，講真話」，而切不可昧著良心講假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