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伏彼起，使各地黨政領導應接不暇，紛紛向中央告急。上海和重慶說是黨委都無法辦公了。剛好，這正是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北京開會並與各地互相呼應引起熱烈反響的時候。於是，對思想解放和三中全會有牴觸的各類人等都把責任推到思想解放和發揚民主上，說「思想解放過了頭，引起思想混亂」，「發揚民主過了頭，引起社會混亂」。有些地方當局特別不滿意「務虛會的秀才們亂說一氣」，等等。這種輿論顯然對務虛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華國鋒之所以改變主意，取消務虛會上的講話，顯然是他自己主動取消，不會是鄧小平或什麼人強迫的，因為他是黨中央主席，當時尚未失勢。他之所以拒絕講話，當然是表示對務虛會的不滿，故意冷落，至少是有意貶低這個會的規格：主席不來講話，會議的等級就低了半頭。而且他這個舉動還有另一層意義：主張「兩個凡是」的他，在三中全會上雖然作了檢討，但是未必服氣，現在正好借這個機會把球踢給鄧小平，那潛台詞是：「你不是支持思想解放嗎？你來收拾這個局面吧。」
根據當時所能看到的各種因素，上面那種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鄧小平為什麼突然來個一百八十席的大轉彎。但是從另一方面看，身經百戰的鐵腕人物鄧小平，僅僅因為有人說些風言風語或施加一些壓力就能退讓嗎？社會的混亂，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在發作。至於那些風言風語，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會之後就流行了。「三中全會右傾」、「逆風千里」、「丟了綱和線」等等，這是文革餘孽和黨內保守派反對三中全會的大合唱。他們珍惜的「綱」和「線」正是三中全會拋棄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天天講」階級鬥爭的「基本路線」。鄧小平剛剛在三中全會上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新路線，難道他能被那種反對聲音嚇退嗎？這是當時我心裡的一個謎團。
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後來，直到一九七九年底，這個謎底終於揭開了。原來是魏京生一張大字報，在關鍵的時刻，對鄧小平的左轉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魏京生這張大字報就是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休會期間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來針對鄧小平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張大字報貼出四天之後他被逮捕，關了很長時間，到十月間，被判十五年重刑。
魏被判刑不久，有一天胡耀邦找我去他家研究一個講話稿時，我順便問起魏京生被判重刑的問題，他才使我知道原委。原來胡耀邦根本就反對抓人。但他告訴我，這事已無可挽回，因為是鄧小平定的。鄧小平本來堅決支持「西單牆」，還批評黨內保守派取消「西單牆」的要求，並告誡他們：可怕的不是「西單牆」，而是「鴉雀無聲」。但是魏京生這張大字報貼出之後，彭真馬上來找鄧小平，用這張大字報說服了鄧小平，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其結果是：不但逮捕了魏京生，而且取消了「西單牆」。
如果離開時間、地點、條件，抽象地看，魏京生這張大字報當然無可非議。要民主，不要獨裁，有什麼錯呢？如果這張大字報的矛頭不是指向鄧小平，而是別的人，鄧小平也未必動心。如果這張大字報沒有人送到鄧小平面前，事情也就過去了。然而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鄧小平正頂住沉重的壓力，向繼承毛澤東路線的華國鋒（他是合法的黨中央主席）作鬥爭的時候，同一個戰壕里的魏京生（「西單牆」的民主運動本是鄧反毛的同盟軍）卻調轉槍口向鄧開起火來，這張大字報恰恰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這正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這時已是理論工作務虛會休會期間的末尾，離復會只有一周的時間。難怪這次鄧小平的講話稿根本沒在起草組討論過，更沒有時間去徵求意見，只是由胡喬木按照鄧的意旨寫出一個稿子，就由鄧小平拿到大會上正式講出去了，這就是那篇有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其實這個講話的聽眾哪裡只是務虛會的幾百人？整個首都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滿了人民大會堂！這分明是一次面向全黨全國的政治動員大會：現在又要「反右」了！中國人民剛剛從「兩個凡是」下面解放出來，立刻又被套上「四個凡是」，直到現在它仍然套在中國人的脖子上。
歷史是人創造的，但它的發展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歷史總的趨勢是進步的，但路程又是曲折的。中國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算起，為了從專制轉型為民主，到現在（二○○八年）已經走了一百多年了，有時好像前進了一點，有時又退了一大截。一九七九年初的中國，正是擺脫毛澤東的路線，從獨裁轉向民主的大好時機。
但三中全會剛剛開過，保守力量很強大，雙方正在拉鋸。政治鬥爭很複雜，它是雙方智慧、力量和策略的較量。最激進、最痛快的口號和方法不一定最合時宜，而且往往把事情弄糟。還有當事者的個人氣質在政治上也有重要作用。如果被大字報批評的是胡耀邦而不是鄧小平，事情會是另一個樣子。如果當時魏京生聽從「西單牆」其它人的勸說而不去攻擊鄧小平，事情也會是另一個樣子。偏偏魏京生要堅持己見，偏偏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於是看起來純粹是偶然性的一張大字報，就對歷史發生了那樣大的作用，實在令人惋惜。不但蓬蓬勃勃的思想解放運動從高潮一下子陷入低谷，而且魏京生本人也僅僅因為行使了一下言論自由，貼了一張反對獨裁的大字報，就被重判十五年監禁，葬送了最美好的青春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