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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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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June2,2016曾兩次在五柳村發出,後被屏蔽】

《往事》編者的話: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改革開放歷史的開闢,緣於1976年的「四五」民主運動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們都反對專制主義體制。改革開放的提出,是以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現代化國家為目標的。

改革開放之初,誰也不曾料想中國會變成現今這副模樣:在經濟連續增長和社會有限進步的同時,貪污腐敗盛行,兩極分化嚴重,環境和資源透支,民權和某些人權狀況甚至還不如改革開放的出發點——七十年代末。

人們發現,這個被說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代,倒像是我們過去批判的「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聲稱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改革開放事業,竟使「剝奪者」成了「先進代表」,而「剝奪剝奪者」的工人和農民,反倒成了再次的「被剝奪者」。於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堂而皇之地從被壓迫者反抗的精神武器,嬗變成壟斷和權貴資本的護身符。

這一牛頭對馬嘴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

是中國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嗎?是「私有化」、「自由化」化出來的嗎?是「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演變出來的嗎?——對於飽受兩千多年專制主義之苦的中華民族,釐清這三十年嬗變的路徑,弄明白問題的所在,是何等重要啊!

人們常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政治、經濟全面改革之門。誠然。但它也為官僚權力的膨脹,專制體制的復活創造了條件。在此後的十年裡,相繼出現了腰斬理論務虛會;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取締西單民主牆及民間自發組織、刊物;從憲法中挖掉公民的「四大自由」;禁錮言論自由,開展新的思想整肅——清污、反自由化運動;違反程序以強權先後推倒兩位主張改革政治體制的總書記;直至在八九風波中,以數十萬軍隊實施武裝鎮壓……

在專制主義扼殺民主自由力量的高歌猛進中,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自然成了泡影,改革開放的初衷受到了背叛。於是,在沒有權力制衡和社會監督的條件下,掌控公權力者便把經濟體制變革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作自己與資本自由結合、交換、發展的過程。

顯然,上述牛頭對馬嘴局面的出現,並非改革開放之過,乃是專制主義全面復辟,並以專制主義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市場經濟——一條腿改革的結果。

李洪林先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鋒人物,是改革開放初期聞名遐邇的理論家,他的近著《往事回憶》生動地記述了他的「理論生涯」,特別是改革開放中的曲折。我們選摘幾個部分,以期對友人們研究這段歷史的變遷有所裨益。

【正文】

我現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職業是所謂「理論工作者」。在當代中國,被稱作「理論」的,只是馬克思主義。其它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才算是「理論工作者」或「理論家」。

在共產黨當政的國家,馬克思主義享有特權,是君臨一切科學、裁判各種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為當局的政治服務,因此「理論工作」便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正因為直接為政治服務,所以便有特殊的風險,稍有不慎便會犯「政治錯誤」。這比「思想錯誤」嚴重得多。「思想錯誤」只是「認識」問題;「政治錯誤」便是「立場問題」了。我「參加革命」已經六十多年,絕大部分時間是作理論工作。這六十多年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風靡一時到盛極而衰的時期,也是人們對它從如饑似渴地學習到味同嚼蠟而普遍厭棄的時期。我的理論活動的經歷,就和這個過程交織在一起。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有它自己的理論體系,能講出系統的道理。它那種與傳統徹底決裂的激烈言詞,和剝削壓迫勢不兩立的態度,特別是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幸福社會的遠景,對一切不滿現實的人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正是災難深重的中國許多知識分子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嚮往共產黨的原因。這個時候知識分子相信馬克思主義完全是自願的,沒有任何強制的因素。只是共產黨掌權以後,把馬克思主義和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強迫人們必須接受和服從它的訓條時,事情就走到反面:作為一種理論,它的生命也就結束了。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盛而衰的真正原因,也是我由熱愛到懷疑並且終於不再迷信它的原因。

我怎樣用理論為政治服務

我一到「解放區」就做理論工作,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教學、研究和宣傳。那時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解放全人類的學說,共產黨就是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的大公無私的政黨。作為這個黨的一分子,投身於共產主義事業,使我充滿了自豪感,並且熱愛自己的事業。這種熱情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九年春天。

這個時期,我是無條件地相信黨,我的理論工作就是全心全意為黨的政策作出理論上的說明,從馬恩列斯毛那裡找出根據,證明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一九五八年那種瘋狂的「大躍進」,我也是坐在辦公室里鼓氣煽風的「理論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給《紅旗》雜誌寫的一篇社論:《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這個題目便已說明一切。一九五八年為了鋼產量翻一番(從五百三十五萬噸升為一千零七十萬噸),發動九千萬人上山,砍光森林燒炭,砸了鐵鍋煉「鋼」,莊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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