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先後強行為香港制定《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用以堵塞所謂「國安漏洞」，以確保中共的「執政安全」。資深記者、前《文匯報》駐京代表程翔在自由亞洲電台撰文直指從兩條法例的嚴苛程度，可以看出中共一早開始懼怕香港，而中共懼怕香港的原因，從歷史脈絡可以追蹤源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利用了香港作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武裝基地，所以共產黨核心人物未能擺脫香港將來可能成為顛覆基地的陰影。
資料圖：香港，紀念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期間發生的大屠殺20周年。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在2018年的一段講話，形容香港是中國最壞的地方，比台灣更壞，體現了中共黨內軍政核心一直敵視香港人的真實想法。
徐焰說：「1997年我們接管時，當時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個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受港英教育，他有點傲氣但對你大陸沒什麼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壞的，1949年、1950年被共產黨清算鬥爭、掃地出門跑過去的，對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難（大饑荒）挨餓，偷渡（到香港），他對你（大陸）印象好得了嗎？香港回歸之後有個大失誤，現在總結一切都不變，不去殖民化怎麼行呢？」
程翔與魯平爭論香港能否保留政治城市地位
程翔回憶，這番說話反映出中共領導層一直以來對香港的敵視。早在1986年北京著手制定《基本法》時，已經表達了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秘書長、《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魯平向內地草委傳達中共高層意見時，就定性「香港只能夠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能夠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香港一旦成為政治城市，就有可能變成一個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程翔當時因為採訪工作與魯平變得諳熟，所以曾經上門找他理論，指出他錯誤理解香港的存在價值，遭到駁斥。魯平向程翔表示，「一旦香港變成政治城市，對內而言就會紛爭不息，對外而言就會為外國勢力提供可乘之機」。
程翔指出，魯平這個觀點幾乎是所有他在北京認識的共產黨人的共同觀點。
當時的共產黨人認為，外國勢力可藉助香港這隻「南風窗」將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風吹到大陸，侵蝕內地人民對共產黨的統治信心；香港又打著人權、自由和資訊流通的旗號，提醒世人有關中共鎮壓其人民的真實情況，形成國際社會監察中共的作用。所以，一個自由香港的存在對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構成威脅。
中共曾利用香港作地基地顛覆國民黨政權
程翔更認為，中共懼怕香港的成因，從歷史脈絡可以追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共產黨如孫中山推翻北洋政府一樣，利用了香港作為顛覆與人民對立的國民黨政權的武裝重地。如今，北京害怕歷史會重演。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解密了大批地方黨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發布的文獻。通過閱讀這些秘密文獻，程翔特別留意到，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向中央匯報的工作報告中提及，中共曾經把香港當作其宣傳基地、統戰基地、組織基地、群眾運動基地，以及後勤基地等，協調薪金籌集、物資儲備和幹部培訓及輸送等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利用香港的自由環境，建立起整個華南地區軍事行動的指揮中心。根據文獻記載，中共自從1927年8月7日的「八七會議」之後，在香港成立了第一屆廣東省委，自此以後，中共的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
香港曾為中共輸送重要軍事物資
除此之外，在國共內戰期間，香港曾為中共輸送重要軍事物資。中共通過一條連結上海、香港，以及中央蘇區（即跨越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中共革命根據地）的秘密交通線接收蘇聯軍火，還把200多個重要領導幹部，包括：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等，送到香港養傷養病；而在日本侵華期間，共產黨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揮整個華南地區及海外黨組織的事務。
在1947年春天，共產黨在香港灣仔舉行史稱「中共廣東區黨委擴大會議」（又稱「灣仔會議」）的重要集會，根據中共黨史專家曾慶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分析，「灣仔會議」的參與者是中共在整個華南地區黨組織的負責人，會議確認了毛澤東「赤色割據」的思想，又制定了一批重要文件，對指導各地的武裝鬥爭起了重要作用。
程翔指出，從上述歷史資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共曾經充分利用香港作為其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基地，實行武裝割據分裂國土的勾當。正是由於有這個歷史經驗，中共明白香港成為推翻腐朽政權的潛能，也就十分害怕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來摧毀中共的統治，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層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