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級"。
我熱烈地向讀者推薦徐友漁先生的新書《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台北，渠成文化出版，2023年12月）。1999年，徐友漁出版過一本《驀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這本《革後餘生》可以說是《驀然回首》的姊妹篇。
《驀然回首》從作者的童年回憶寫起，寫到1966年高中畢業，然後把主要篇幅寫到他如何參加文革，一直寫到下農村插隊設籍，寫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這本《革後餘生》則是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恢復高考寫起。徐友漁先是考上大學本科，一年後又考上研究生，1986年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一直寫到2014年5月，他因在北京召集紀念六四25周年座談會被當局逮捕，關進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5日獲釋為止。這兩本書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自傳。
我和徐友漁是老朋友。我們之間的友誼至今已有57年。
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級。1967年三月，我和同學們創辦了一份鉛印小報，轉載了北京《中學文革報》遇羅克的一篇批判血統論的文章，通過這份小報結識了幾個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漁。後來成都造反派打內戰搞武鬥，我和徐友漁雖然分屬對立的派別（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紅成派），但我們都不喜歡極端，不喜歡任何一派中的激進分子。我們都反對武鬥，主張聯合，於是又走到一起來，為促進兩派大聯合做了一番努力。1969年初，老三屆都被下放農村。我們十九中的同學被安排到渡口市郊區，友漁他們一中去的是安縣。在知青歲月，我們有書信來往。我們先後回到成都，交往更方便也更多了。我們在一起總是談思想，我們都關心時政，同時又對知識有著純粹的超功利的強烈愛好。我們互相推薦好書，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文史哲，交流讀書心得，討論一些大問題，互相激勵，互相砥礪。
友漁在《革後餘生》裡寫道，他是受到我的鼓勵去考研究生的。事情是這樣的。1977年恢復高考，友漁考上了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我卻因為當初是以病殘的名義回城，而當時成都招生辦規定病殘不准報名，因此錯過了77年高考。到了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報名費才五毛，也不限制病殘報考，我以「同等學力」的名義去報了名，居然考上了北大哲學系西方哲學史專業研究生，而且初試複試的成績都名列前茅。友漁聞訊大受鼓舞。因為以前我們有很多交流，彼此知根知底。既然我都能考上，他應該也沒問題。於是在第二年，79年，友漁以在校生的身份報考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現代西方哲學研究生。這一年7月，學校放暑假，我坐火車從北京回成都探親。車上兩位鄰座是北京郵電學院的女生，其中一位的姨父恰好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的徐崇溫，徐友漁未來的導師之一。這位郵電學院的女生告訴我，她聽她的姨父說起過他們這次錄取了一位四川考生，考分高不說，還是數學系出身，外語也好。我一聽大喜，對她說：那個人是我的好朋友啊！叫徐友漁。我回到成都後趕快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友漁。
我考取的專業是西方哲學史，友漁考取的是當代分析哲學。我的畢業論文是論休謨的因果觀，友漁的畢業論文是評羅素的認識論。連我們的哲學研究取向都不約而同。
我和友漁後來都獲得了碩士學位，進入了研究所，成了所謂知識分子，但其實我們早就是知識分子了。我和友漁後來都成了自由主義者，但其實我們早就是自由主義者了。是相同的精神氣質，使我們成為後來的我們，使我們在成為我們之前就已經是我們。
（未完待續）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