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a Lim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書中，用不同的六四故事主角敘述了動盪夏天的創傷與真相。

在額頭上拔罐的張銘成為作者選中的描寫對象之一。他曾經是來自清華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之一，因所謂「反革命暴亂」被捕，出獄後從商試圖走出六四的傷痛，並希望藉由經濟來改變中國，而非政治，不料再次被捕入獄。他最大的特徵是在自己的腦袋上拔罐，因為沒有其他的辦法能減輕坐牢時被毆打導致的慢性疼痛。他用拔罐拔去身體的疼痛，但他的人生軌跡更像是不斷從自己的身體抽出六四的痕跡，出獄從商再入獄，從廣場絕食到獄中。

張銘放棄了政治，放棄了生意，最後甚至再次用絕食抗議。中共向來提防有人自立山頭，勢力壯大掌握社會的話語權，通過經濟來影響政治。那些被治理、收編的民企翹楚，以敢言著稱最後鋃鐺入獄的改良者、文化人，都無一倖免，甚至家產都要變相充公。而張銘同時擁有的商業實力和「六四」資產，自然讓中共諱莫如深。

而另一個被作者提及的，是三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一事。 4月22日，當中國的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時，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入廣場，帶著憤怒和悲傷要求李鵬出來對話。由於等待總理的時間過長，張智勇、郭海峰、周勇軍三位學生突然穿過武警的封鎖線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把寫著七條請願的捲軸高高聚在頭前，這種透著悲情的類似古代忠臣諫君的場面讓很多學生流下淚來。然而四十多分鐘過去，沒有人來接見他們。

作者借吾爾開希這樣形容這一場「下跪」：這是一種很封建的姿態，也正是他所憎恨的溫順與軟弱。

絕食是六四學生「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標誌，意圖用生命的危險來獲得執政者的關注和實現訴求。下跪誠然只是一個突來的插曲。然而，絕食與下跪並沒有改變八九六四的軌跡。這種帶著舊式色彩的「為民請願」在政權眼中最後只是學生的「一廂情願」，這場轟轟烈烈的自我犧牲式民主甚至在五月絕食結束後絲毫沒有影響「四二六」對學生運動的定性。絕食帶來的力量，讓千萬市民走向街頭，成為六四主體的一部分，讓中共總書記屈身懇求學生結束絕食、回到校園。絕食甚至讓李鵬製作了一場對話學生的假戲碼。但是絕食沒能改變共產黨，改變這個靠暴力起家，最後用暴力結束學運的獨裁制度。絕食甚至有一些對「明主」的浪漫期待。

絕食與下跪的背後，是六四學生對共產黨過分的小心翼翼。它不是一個需要民意的組織，所以它即使血染紅了1989的北京，也可以不用帶著任何悔意的走向它眼裡接下來的「一百年」。它是一個靠著謊言維繫的「紙老虎」，用金錢拉攏學者，用宣傳粉飾歷史，用虛假承諾欺騙國際，用法制人恐嚇人心。只有違背自我的人才會有飯吃，所以人們不再討論「六四」。學生領袖至今仍在說，我們當年溫和的不曾提出任何打到共產黨的口號。而他們犯下的最大的錯恐怕就是沒有真正的打倒共產黨。

靠暴力建立的政權，不能以民意、民主為依歸，最終只會被暴力推翻。這是歷史的定律，也是必然。六四給到後世的警醒，就是不要寄希望於共產黨，不要幻想其中有改良者，他有萬千善意化身，最後都會被體制吞噬，共產黨只有一個，就是最應該被推翻的那一個。相反，我們應該呼喚的是公民意識，是自主自決，是每一個城市都有它決定自己發展的權力，是每個個體都有平等的政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