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平知道我關在西北樓以後，有時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對面串門，對面住著一位她認識的女同學劉××，進來出去大聲說話，讓我聽見，但專案組不讓我們見面，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那種思念更加強烈。12月18日，我讓道經傳了一封信給她，信中說：「我身邊連你的照片都沒能帶上一張，『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沒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夾子裡，前些天我向他們要那個夾子，他們沒給我，他們是不會給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讓他（道經）帶一張你的照片給我吧。」
第二天，道經給我帶來了一張照片，照片夾在一張字條中。這張照片是我們倆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點頤和園後湖，上海牌120相機自拍。那是一個星期天，這裡幽靜安寧，背景桃紅柳綠、春意盎然。我們倆坐在一顆橫在水邊的樹幹上，年輕的臉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圍的春光，完全感覺不到災難的逼近。這張照片成了我們終身的紀念，它見證了一段無法忘卻的歷史，見證了我們不平凡的感情歷程！此後，只要有機會去頤和園，我們一定要去當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張和當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從保留下來的這個階段的書信看，回師大後12月底以前一直還是逼我交代問題。我在給致平的信中通報了他們安在我頭上的罪名，對懷疑康生問題非要我承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說：「今天下午找我，說我還有重要問題沒有交代。我說，哪些問題沒交代能否給我舉個例子？他們說：『李××調查組的問題，就沒交代清。』還說：『師大三大調查組，馬建民、劉鏞如、李××調查組都是調查康老的！那兩個是兵團搞的，李××這個是兵團、大海一起搞的。』看樣子是不顧一切要把李××調查組打成黑調查組了。」「我自己有錯誤我自己承擔，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沒有在組內（指李××調查組）議論過誰，我們在組內也沒有討論過或議論過那份材料中涉及的那件事。」「這件事可能會找你的麻煩，但也不要怕，不管如何也不至於把你怎麼樣，不管怎樣我絕不連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給我的來信中，一如既往地說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寬心，要堅持實事求是，同時通報了外面的情況。1月19日我給她的信中說：「我現在就等著他們最後拿出事實來，靠假口供總是不行的，總是經不住時間考驗的。」「但是也有可能到畢業的時候仍然不放我，因為我沒有順著他們的意圖亂編，因此藉口我的問題沒搞清不讓我畢業，那樣的話我就害了你了！想起這些心裡萬分難過，五年來我沒有給你多少溫存，倒給你造成許多痛苦和煩惱，到最後還讓你為我吃了這麼多的苦，我對不起你！我對你欠下的這筆債永遠也償還不了！我知道你無論如何也和我割不斷感情，所以我希望你能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回師大後，從來沒有放風一說，只有一次開全校大會由兩名同學跟著，搬張椅子遠遠地坐在會場後面。長期不見冷空氣，又不活動，那一次外出引起了嚴重的冷空氣過敏，手、臉、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癢不止，這個毛病很多年以後才慢慢痊癒。那一年過年我在囚室中度過，看守我的同學有些也回家了。
過年前，我收到致平節前的最後一封信：「對你學習班的人，由於看管你要影響一些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裡對你有氣，你對他們態度要好，平時少找他們的麻煩，現在這樣做有好處。過年到了，你特別要把心放寬，目前一切都是暫時的。王××過年回大連結婚，劉××、隗××也要結婚了，祁已結婚，大聖、老高都回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還好，你放心。」
這些用各種大小不同、顏色不同的紙張寫的信，記錄了我在囚籠里的真實情況和思想，也記錄了她超常的冷靜、堅定和柔情。
⒋渴望自由
現在回想當年的境遇，在西北樓關著的那幾個月里，如果沒有她不斷通過道經送給我的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過那幾個月，真不知道會幹出什麼事來！她不斷地叮囑我「要放寬心」，「要想得遠一些」，「要實事求是」，她的囑咐和柔情，使我頂住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堅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線。在一封信中，她說：「馬本堃就是個例子。」馬教授不管怎麼壓、怎麼打，就是不承認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撿到一張廢紙，好像是專案組哪位同學寫信時扯下的廢紙，上面有幾行字，其中有這樣幾句：「目前工作進展不是很順利，估計要解決問題還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領導也不急於結案。」看到這個，我心裡十分煩躁。1972年1月14日我給致平的一封信中說：「從12月份到現在又接連好幾個星期沒有找我，也不布置學習內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著，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書。我不抱什麼幻想，可能就是要這樣一直關下去，短時間內是不會放我出去的。道經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麼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訴我，他回家期間我就不能和你聯繫了。我回來後就收到你送來的棉衣，別的什麼也沒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會實事求是，現在我根本就沒什麼可談的了！」2月4日我給她的信中說：「我心裡有些難受，這一陣主要是過年到了的緣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開的時候還會難受一陣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還會難受。我真渴望自由！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求他們或胡說一氣，都是沒有用的，我不會去干那些沒有用的事。」
就這樣咬牙堅持，整個一、二月份就這樣相持著。那一年的過年是2月15日，過年過後不到一個月，1972年3月8日，終於宣布對我結束隔離審查，我部分恢復了自由，回班級「接受群眾監督」。
五、「記一筆，讓他老實一輩子！」
⒈劫後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結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診斷為肝炎，在校醫院住院。我到服務樓商店買了一斤白糖趕緊去了醫院。
她住在醫院二樓的一間病房裡，臉色蒼白，躺在那裡。近一年沒見面了，見面了我卻不知說什麼好。她見我的第一句話卻說：「你受苦了！」我們相擁而泣，訴說分別後對彼此的牽掛和思念。我感謝她近一年來按月給我母親寄錢、寫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對我的擔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裡去了，我們從下午說到入夜，忘了吃飯，忘了天黑。
從她的訴說中，我才了解到11個月來她承受的壓力和痛苦。我們剛抓進去時，她和一些同學到處奔走投訴，企圖營救被捕的同學，無人理睬。回到學校，宣傳隊還要他們交代投訴、營救的問題，說：「你們不是會告嗎？你們送給周總理的材料現在都在我們這裡！」宣傳隊要她揭發我的問題，那個李××專案組的一些活動她當時也參與了一些，宣傳隊老懷疑我有什麼材料藏在她那兒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確實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藏在她那兒，當初她知道我有懷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許我在她面前議論這些事情，所以她確實沒什麼可揭發的，也沒什麼東西可交出來的。
元旦之前，她給我寫了信，買了幾張賀年卡。那時的賀年卡就像後來的信用卡、銀行卡那樣大小的一張塑料卡片，一面印著樣板戲的劇照，一面印著年曆。她求宣傳隊把信和這幾張賀年卡轉交給我，宣傳隊一看，那幾張賀年卡的劇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頓時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訓斥了一通：「你什麼意思？你是想罵我們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楊子榮嗎！」把信和賀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個心裡有事不露在臉上的人，禁不住這樣時時施壓，天天敲打，元旦過後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飯、噁心、嘔吐，到醫院檢查轉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幾倍。那時候醫療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給點維生素、吃些中藥。到我放出來時，雖有好轉，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醫院看望致平，都要穿過「綠園」（現在好像已沒有了）。有一天，在「綠園」迎面遇到當初李××調查組的一位中文系老師，見到他我高興地和他打招呼，沒想到他冷冷的說：「你在裡面交代了不少問題吧！」我的心情頓時惡劣到了極點：當初是你們要調查李××，我一個跑腿的調查時吃盡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裡面扛著，如今你還說這樣的話！作為比我們年長許多的人，社會經驗比我們豐富，難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代」了什麼對你不利的東西，你能脫得了干係嗎？
⒉烈女劉月英
我到醫院探望致平的時候，在樓道里經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癱瘓的女生，拄著雙拐在別人的攙扶下練習走路。那女孩個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滿頭大汗，小臉憋得通紅。我問致平：「那是誰呀？」她說：「外語系的，叫劉月英，兵團丁×的女朋友。丁×被抓到懷柔去以後，宣傳隊說，抄家時在丁×的褥子下面搜出了保險套什麼的，當眾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樓自殺，沒死成，腰斷了，下肢癱瘓，不知道還能不能走路了。」
後來我聽說，劉月英是一個山東農村的女孩，家裡很窮。憑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師大外語系，和我們同屆。這個要強的山東姑娘，入學第一個學期所有學科全部滿分，在一年的時間裡入了黨，當了學生幹部，她是一個要臉的人。「4·26」她的對象丁×被抓走後，軍宣隊一位參謀在外語系全系批判大會上當眾羞辱她，說搜出了什麼什麼，說：「他們可是還沒結婚哪！」那以後的幾天裡，劉月英一直不說話。幾天以後，又要開全系批判大會了，眼看著一場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當同學們都去會場以後，這位剛烈的姑娘從女生宿舍中北樓西側的四樓陽台跳了下去，用死來抗爭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經過樓下，看見她摔到地下，沒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醫院救治後，她絕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師、同學們的日夜勸解安慰下，她總算活了下來。畢業分配時她希望師大能給她口飯吃，哪怕在資料室打打字，師大不留她。令人鄙視的是，她的戀人丁×從懷柔回來以後也與她中斷了戀愛關係！她被抬回了農村老家，貧困的家無力為她治病療傷，又把她抬回了師大，就這樣一次次抬來抬去，最後她死在了師大外語系黨總支辦公室（一說師大招待所地下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會理解當年的事，為這麼一點事還至於跳樓自殺？就像全世界的人們不理解，在塔利班統治下的阿富汗為什麼會判處通姦的男女當眾用亂石砸死。在那時的中國，一點點生活緋聞就常常置人於死地！宣傳隊那位惡毒的參謀，不知道在你的這一生中，當你擁妻攜子享受人生樂趣的時候，可曾想到過有一位嬌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惡意攻擊下？你心中是否有過一絲絲的歉疚？
⒊畢業鑑定
我放到班級以後，進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宋的教師帶領班級領導小組嚴肅地向我宣布紀律：「你現在結束了隔離審查，但仍在群眾監督之下，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不許串聯，不許自行外出，出去必須報告，經過允許才可外出！」
我出來不久就宣布要進行畢業分配了，很快就進入了畢業鑑定階段。在作畢業鑑定前，物理系宣傳隊負責人白本章師傅向我宣布：鑑於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是屬於「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問題」，上級決定要在我的畢業鑑定中「記上一筆」。所謂的「小組鑑定」實際上是宣傳隊早就擬定好了的，他們拿出一份鑑定草稿給我看，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蔡鳴喬同志因受極『左』思潮影響，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調的機會收集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黑材料，並在小範圍內散布過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言論，經領導和群眾幫助，該同志態度較好，建議不予處分。」白師傅說：「你在自我鑑定中也必須寫上這些內容，如果不寫，對你沒有好處！」我說：「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認，但要實事求是，要準確。有幾點我要說明：一、我懷疑康生是5·16後台，是譚厚蘭後台，這是事實，我什麼時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確寫上是懷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辭地說『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以免以後搞不清楚，引起誤會。二、我上河南外調並非去收集什麼黑材料。在河南外調是有一個外調對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軼歐的一件事，是偶然的，並非有目的地去調查。但回來後我曾將此事向幾個同學講過，這確有其事。三、我認為5·16是一個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的陰謀集團，我的問題和『批清』運動無關，我犯錯誤不是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但可以說是『受錯誤思潮』影響。」
對我提出的幾點意見，白師傅的答覆是：「可以考慮你的意見，至於極『左』思潮還是『錯誤思潮』的提法，沒有本質的區別，是一樣的。」
後來在我的小組鑑定（也就是宣傳隊鑑定）中，把其中的「在1968年利用去河南外調的機會收集了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的黑材料」一句刪掉了，把「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改成了「懷疑無產階級司令部重要成員康生同志」，但仍然堅持「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提法。我在自我鑑定和個人對小組鑑定的意見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錯誤思潮的影響」，以表示我對鑑定中「受極『左』思潮影響」提法的不認同。
當時我們班有一位同學為我向宣傳隊求情，說：「他這麼年輕，給他檔案中寫上這些，對他一輩子都會有影響啊。」宣傳隊說：「就是要給他記一筆，讓他老實一輩子！」
⒋真感激你與我艱難同行
現在的年輕人不會理解，那時候在檔案中裝進這些東西對一個人的一生、對他的家庭子孫後代會有多大的影響！從此以後就像臉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裡都不會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運動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騰。那幾天我很鬱悶，有一天在宿舍里躺著，另一張床上躺著我的一位同學蔣錫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開始我倆都不說話，忽然，他開口了：「蔡鳴喬，我給你講個笑話吧！」見我沒有反應，他自顧自地講了起來，聽我還沒有反應，他又說：「我給你唱一段『空城計』吧，『我站在城樓觀山景，耳聽得城外亂紛紛……』」我禁不住熱淚盈眶，我的老蔣兄弟，我知道你見我心裡難受，千方百計地要哄我開心呢！
我們這位蔣兄在運動中是一個典型的從不理解到有牴觸、不摻和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圍棋高手，愛攝影、會唱戲，結交了大量的同此雅興的教授、同學、社會上的朋友。在經歷了近一年的被出賣、被傷害、被歧視的時候，善良的老蔣給我的溫情讓我記了一輩子！
我因為背上了這樣的政治包袱，怕連累我深愛的人。我對致平說：「你跟著我，將來恐怕要吃苦了，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兩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連累了你們！」她不許我說這些。那些天，我們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們在大操場南、北飯廳北面路側的雙槓旁聊天，我又為檔案里「記一筆」煩惱，她卻說出了一句讓我萬分震驚的話：「我們還要活很長的時間，二十年以後，誰還記得康生是誰呀！」多少年以後，我對她說：「當年你還挺有政治遠見的嘛！」她卻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時就是為了安慰你！」
她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和我一起分配到東北邊陲。因為她的病到分配的時候還沒痊癒，她母親特地到師大找了一回宣傳隊，要求讓女兒暫緩到分配地報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傳隊不同意，說，「五一」以前必須離校，否則取消畢業生資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們在宣傳隊一名軍人的「陪同」下，來到了東北邊城。到單位報到才一個月，致平的病就復發了，劇烈地嘔吐，轉氨酶急劇升高，在醫院又住了兩個月的院。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張相，這是一張側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帶微笑，眉眼間卻露出一絲隱隱的憂傷。我給這張老照片取名為《冬日笑靨》，題辭曰：
「笑靨如花，掩不住眉間愁煞。心非鐵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兒在裡面，能不牽掛？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襪？冷風刺骨盼春暖，不信嚴冬永無涯！心神遭折病纏身，未曾痊癒又出發。闖關東，再告別爹媽！」
六、尾聲
我被分配到一所剛從民辦改為公辦的中學，一年後的1973年，一年試用期滿應當轉正。那年3月，學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檔案里有東西，對你的轉正班子開會有人不同意。你寫封信去北師大，要求他們把你檔案里的東西撤了吧！」
我立即給師大宣傳隊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們為我的前途著想，能不能修改檔案中的記載？3月16日他們回信說：「你給陳師傅的信，談到對犯錯誤結論修改問題，原對你記一筆的結論是爭取了群眾意見，專案的同志反覆研究，後組織又多次對你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本著批判從嚴組織結論從寬定的，同時也經上級機關審批的。對你的結論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請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問題。如還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單位組織反映，由組織與組織聯繫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北師大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指揮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學時輔導員郝老師的一封信。郝老師告訴我，前些時，師大曾給你們單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實批清政策，要把檔案里的一些東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單位領導，單位領導說：「是收到這樣一封公函，但你的問題在你的畢業生登級表里記著，也不能把畢業生登記表銷毀了呀，我們沒法處理。」並且讓我抄了這份公函的內容，裡面說「1972年4月份涉及你處原我校學生蔡鳴喬，在批清運動中有所牽連，經複查，屬犯一般政治錯誤，根據北京市委關於落實批清政策，對犯一般政治錯誤以下人員不作文字記載，材料不入本人檔案的規定，本人或組織在其自傳……畢業生鑑定、畢業生政審已入檔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運動內容的一律撤銷……」落款是「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領導小組」。
我看了這份留尾巴的材料，說：「那就不動吧，把材料撤了，留一個『犯了一般政治錯誤』的尾巴，有什麼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幫」已經兩年多了，我的問題還沒解決。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機會到師大「運動辦」找到一位叫石長庚的同志長談了一次，他讓我回去後立即寫一份申訴材料寄給他。我回來後立即寫了這份材料，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及我的遭遇，寄給了師大「運動辦」。
我背負著這個政治包袱，為了我深愛的妻兒，我必須證明我不是「反黨的反革命」。為了能得到「信任」和「認同」，我用拼命工作來「贖罪」，帶別人不願帶的最亂的班，教最多的課，干別人不願乾的工作，有病、有事從來不敢請假，我「老實極了」！長期的精神壓力和超負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極為低下。1978年底，從北京回來不久，一場重感冒居然讓我患上了無法治癒的免疫功能疾病「腎小球腎炎」，並最終惡化為尿毒症，在親人、朋友的幫助下做了腎移植才保住了這條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進了醫院，這一天距師大黨委為我作出最後的平反決定只差3天！我在醫院病床上收到師大黨委寄給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說：「蔡鳴喬同志：學校對你的問題進行了複查，決定平反，恢復名譽。複查結論已寄你校黨支部，通過組織向你本人宣讀。關於你的檔案，我們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辦公室1979·2·10。」
學校黨支部書記在病床邊向我宣讀了這封遲到的平反結論：
蔡鳴喬，男，物理系70屆畢業生。
該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懷疑康生等問題，受到審查，並於一九七二年作了「犯嚴重政治錯誤」的結論，一九七四年撤銷了這個結論。
經複查，蔡鳴喬同志主要是懷疑康生、反對「四人幫」的黑幹將譚厚蘭，是正確的。據此，對其審查是錯誤的。現決定撤銷原結論，予以平反，恢復名譽，銷毀與此有關的材料。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總支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同意物理系總支關於蔡鳴喬同志的複查結論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委員會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
1971年冬，我在囚室里關著的時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王××照了一張雪中漫步的合影，這張老照片我給它取名為《冰霜路》，曾在上面題辭：
「彤雲密布，前程似霧，初踐冰霜路。談笑不言愁與苦，年少難將天心悟。問痴女，頂風冒雪，心兒欲往何處？」
在結束這段回憶時，讓我步前韻續一闋上面的無牌小令：
「殘生向暮，韶華難駐，惟有情如故。拿捏舊傷夜難眠，善惡忠奸誰無數？告蒼生，少些褒貶，留與後人評述。」
2016年1月10日初稿
2016年1月26日第七次修改
選自：《師劫——北京師範大學文革親歷者文集》。黎雲編著，（香港）時代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