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4日，在通往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遊行中，學生們衝破警察封鎖線後歡呼。美聯社圖片
今年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5周年紀念日。本台記者王允近日發表有關專題報導，講述了那些因為參與這場運動而受到迫害卻不為人知的人們的故事。以下我們請王允介紹一下這篇報導的主要內容。
1989民運史上的"失蹤者"
主持人：王允，這篇報導主要是在寫因為參與1989年民運受到迫害，卻不為人知的這個群體。你是怎麼想到要寫這個群體的？
王允：我前不久在跟一些中國民主人士聯絡，就提到這麼多年來，有不少人因為參與民主行動或維權行動被中國政府關押，卻不為外界所知。當時就提到，有些人是有89民運的背景。現在又正值六四事件35周年，我們也一直都知道當年就有這樣一個群體，但外界多年來一直都談得不多，似乎總是一筆帶過。但這個群體對於我們理解六四事件、89民運，卻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主持人：89民運畢竟已經過去35周年，這又是一個大家談論得不多的群體，那你是如何去採訪他們的呢？難度大嗎？
王允：是有一些難度。我主要通過海外的異議群體去尋找線索，有些人是已經離開中國到海外生活，所以相對容易，他們也比較敢說。但這個群體的大部分人應該還是生活在中國國內，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聯繫。我也是這樣，找到他們來採訪的。
主持人：我看報導中的主要部分是講這些在國內生活的89受難群體，這也是因為他們目前多數在國內生活，是嗎？
王允：是的，我必須這樣去寫，他們中多數人生活在國內，而且很多人境況也不太好。我寫到的例子應該還不算最慘的，這樣的人很難聯繫到。我的採訪對象中好幾位都說，這樣的人很多，但都不太能聯繫上，或者聯繫上，因為各種壓力，可能他們也不太想講。
還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受迫害，個性上也不太容易打交道，這種人採訪也很困難。有些人聯繫上了，說幾句話，又拒絕採訪。後來，方政還有王軍濤都對我說，希望我理解他們。
還有一點值得提及：我採訪的一位對象，他因為受迫害多年在底層生活，我感覺他的敘述能力已經受到很大影響了。他其實是有大學教育背景的，但說話顛三倒四，抓不住我問題的重點。我的採訪很痛苦，我要不斷打斷他，讓他澄清一些細節。他自己後來都說自己精神錯亂，我倒不認為有這麼嚴重，但我感覺確實是三十多年坎坷的人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主持人：文章中也提到，這個群體其實有分化，有的人還過得不錯？
王允：是的，這些主要是李恆青介紹的情況。李恆青本身是清華大學的，他過去的同學很多，他們本身的學術背景和社會地位也比較高。當然我們過去也了解，確實有一些人在六四後受到清算，但從此之後不再過問政治，然後在職業和人生發展上很順利、很輝煌的。但這部分人也是不太可能出來說話的。
989且4月22日凌晨，各主要高校的學生代表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協調行動。徹夜等候的數萬學生集聚天安門廣場，圖為清華大學的學生隊伍。（法新社）
主持人：這裡又要回到一個問題：這群人或是過得好，或是過得不好，大多數都默默無聞。但一場運動，一個歷史事件，其實後面的人能記住的都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人物。那麼，我們報導這個群體的意義是什麼？
王允：我想，一個是通過不同個體的經歷去還原歷史的真相。那些民運領袖一直受到輿論關注，但僅僅去關注他們的表達或經歷可能會阻礙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並且，1989年的民運和六四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件事情，它決定了這之後三十多年中國政治、經濟格局的走向。通過這些普通受難者的經歷，我們可以看見中國社會演變的一些基本特徵。
但反過來從個體的角度講，我們也是要通過這樣的報導，從大時代的背景下，去窺見個體在這個社會中的掙扎、思考和情感。他們個人的故事是帶有體溫和淚水的，這可能是讀者想去讀到和體會的內容。我想，這是媒體的責任。
當然就這些話題，一個報導是遠遠不夠的。我探索這些個案的過程基本上都是一兩個小時的採訪，但最後反映在報導中的內容卻只有幾小段，只能是以後再努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