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之後，樂趣就更多一些了。
東風農場離武漢不遠，位於大冶，就在梁子湖邊，靠近碧石渡，山清水秀。離開了華師本部，就沒有什麼批鬥了，我們和其他革命教職工一起，被扔在農場裡，以自我改造為主。
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受到一些「鞭策」。
比如說，我在勞動中經常會忘記一切，與職工打成一片，大家有說有笑，享受勞動的快樂。這時候，就有工宣隊的師傅「提醒」我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
我在周末有時會和工人一起，走上二三十里地，到鐵山鎮去逛一逛。待我回到農場，也有工宣隊的師傅敲打一下：「章開沅，你不要忘記你的身份！」我很識趣，不回嘴，最多說一句：「啊，我知道我的身份。」但仔細一想，我究竟是什麼身份，自己也糊塗。
陶軍是湖北省乃至全國都少有的一位被補劃右派的，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很大，這時也被下放到東風農場，並帶了夫人，以便相互照顧。休息日裡，幾個來自中原大學的老戰友有時會到他家裡，弄點魚，弄點酒，聚一聚。連這種休閒聚會也被「敲打」過。記得有一次我們正在把酒臨風，廣播響了：「你們不老老實實改造，每到周末還弄些不三不四的人，裹在一起吃喝玩樂！」我們聽了，付之一笑，繼續吃喝。
總體而言，在東風農場時的心情是愉快的。「革命群眾」與「專政對象」之間，基本上是「敵我不分」的，大家一起在田間揮灑汗水，一起分享勞動的辛苦與歡樂。東風農場種雙季稻，我把種水稻的全過程都經歷了一遍，可說是為草埠湖下放補課。雖然「雙搶」的時候很辛苦，起早貪黑，有時還要打夜工，產量也不是很高，但畢竟沒有遇到天災，享受到了收穫的快樂，感覺很值得。
梁子湖的魚非常好，大名鼎鼎的「武昌魚」，就以梁子湖的最正宗。聽說此處所產的武昌魚，比別處所產的多一根肋骨，很有特色。由於魚多，因此很便宜。最好的是桂魚，只要四毛錢一斤。一般的魚，就只有一兩毛錢一斤了。因此，我們一有機會，就要品味一下，哪怕遭到「敲打」，也不去管它。要是有機會回武漢（比如說過過年的時候），大家還要儘可能多買一些魚，肩挑手提地帶回來，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
除了過年，我還獲得過一次額外的回武漢的機會。那一回，我被指派與本系的吳量愷、崔曙庭兩位回校本部，撰寫一篇批判「讓步政策」的文章。接到任務之後，少不了儘可能多帶些魚。回來之後，我把最大的一條青魚（九斤多重）送給了托養小女兒的那戶人家。我心裡多少有些期盼，希望他們家在收了我的「大禮」之後，會待孩子好一點。
寫批判文章，由吳量愷負總責，但是他對此也並不熱心。崔曙庭呢，是一個活神仙，一貫不緊不慢，也不急著要寫出什麼大批判文章，老是悠然自得，品茶抽菸，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麼。至於我，更加積極不起來，因為所謂「讓步政策」，主要是重於古代史，而我的專長在近代。這樣一來，寫批判文章，就成了我的一次變相休假。我一有機會就溜出去，跑到寄養小女兒的家裡，陪孩子玩。有一次有飛機表演，我更是義無返顧地開了小差，帶著小女兒看熱鬧去了。讓她騎我肩膀上，她樂極了。看完表演之後，我還帶孩子到一家名為「生香」的館子開葷。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批判文章還是沒有寫成。後來量愷怎麼向上交代的，我就不知道了，很可能是因為時過境遷，大家又都忙於批林批孔去了。
下放期間，令我記憶最深刻的，還是「小老虎班」。
那時的勞動組織是軍事化的，按連隊編排。政治和歷史都是小系，被組成一個連，叫做「政史連」。政史連是第一連。我被分在第一排，並被安排擔任一個班的班長。這個班的成員，都是年輕工人。這個農場本來是個勞教農場，他們多數都因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在這裡接受過勞動教育。勞教農場改為國營農場之後，他們留下來，當了工人。我一個「牛鬼蛇神」被任命來當這麼一個班的班長，應屬「門當戶對」，加上我曾經是全國青聯常委，領導上以為我一定會做工作，因為這個班的調皮搗蛋全場聞名，特別是有幾個刺兒頭很難纏。
接受任務之後，我立即去和他們見面。他們分住在相近幾間宿舍里，每間住著五六個人。其中一間宿舍的編號是「111」，人們習慣念成「么么么」，那是他們的活動中心。我去的時候，他們正圍在111寢室喝酒。喝得很豪放，都是用飯碗，一碗一碗地在那裡喝。
我簡單做了一下自我介紹。其中一個說：「我們已經聽說了，來了一個老班長。」
我說：「我們以後就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我在勞動方面趕不上你們，請你們多指教。」
有人說：「不要客氣。」
有人倒了一碗酒，端到我的面前。
我想第一印象很重要。因此，雖然我喝酒不行，但還是接過酒碗，學習川江木船上的水手，仰頭一口喝完。掌聲響起，大家齊說「痛快」，實際上已經接納了我。在那之後，我們就一起生活，一起勞動，休息時一起到鐵山鎮玩，毫無界限。我從來不和他們談政治，也不談道德、倫理，更不去談彼此過去的事情，只就勞動談勞動，江湖義氣。我種水田沒有什麼經驗，在勞動上，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由於得到了尊重，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很快發揮出來了。他們都是十八九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大多未曾結婚，身強體壯，無牽無掛，農忙需要出力的時候，他們樣樣都好勝搶先。因此，我們這個班很快就受到表揚。先是通過廣播全農場表揚，稱之為「青年班」。後來開會表揚的時候，則稱之為「小老虎班」，誇獎他們干起活來像小老虎一樣。受到表揚之後，青年們幹勁更足了。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在軍宣隊率領下，華師全體教職員工都到農場拉練，集中進行鬥批改。有一位李副指揮長，非常左，慣於無限上綱。他喜歡做大報告，嗓門很大，說話很沖，他一開口，就令人生厭。批鬥中，他硬說中文系的一個老教授有特務嫌疑，這位教授受不了，用剃鬚刀割腕自殺了，據說他還是章太炎的弟子。另外一位老師，國民黨時代參加過三青團，還當過分隊長，當然是有「歷史問題」了，不過早已「交代清楚」，成為革命幹部了。在大會上，李某翻舊帳，點名臭罵一頓。這位老師自己倒挺住了，但他愛人卻被嚇瘋了。
李某的做法不得人心，年輕人血氣方剛，就以老虎班的名義貼了一張大字報，提了若干建議，也夾雜一點牢騷。沒想到，李某對此也不能容忍，又開大會，點名批判。其中最傷人的一句就是：「么么么(111)，洞洞皆妖！」本來指望著可以得到領導表揚的，結果卻被扣了這麼一頂大帽子，「青年班」成員心一下子就寒了。
在那之後，他們就鬆懈了，有些甚至故態復萌。拜李某所賜，有的「小老虎」真的變成「小妖魔」了。
平心而論，軍宣隊的有些人還是有水平的，也是有良心的，據說側面觀察，最高領導指揮長與分管大冶農場的蕭副指揮長，對知識分子都比較理解與尊重，但像李某那樣的也大有人在。文革期間軍宣隊長期駐紮高校，還給高校留下了很多壞風氣。最為明顯的，就是等級觀念。以前學校里幾乎沒有以職務相稱的，一般都是以老師相稱，或者叫某某同志。但在部隊裡，逐級都要稱官銜。他們把這一套帶到學校，時日久了，給學校無形造成消極影響。文革以後，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在高校里，也「某校長」、「某處長」乃至「某科長」地叫開了。到了後來，你要不這麼叫，有些「長」還會生氣。
摘自《章開沅口述自傳》，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彭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