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數人一談到屈原自沉,就說是為了愛國。這說法似是而非。
屈原是個人主義者,而且是精英主義者,一定要說愛國,也近似於密爾筆下的共和愛國主義者,而非始於朱熹,成於乾隆,變於民國,定於當代的那種愛國者。
楚辭在西漢始廣為流傳,但西漢人並不以忠君愛國推崇屈原。司馬遷推許的是屈原的人格與志向,"其志潔……其行廉……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揚雄認為屈原不該自沉,應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第一個炮轟屈原的是東漢人班固,說屈原露才揚己,忿懟君主,文采雖好,只是狂狷之士。班固對屈原不待見,因為他持儒家的道德標準,認為屈原不夠忠君,老是數落懷王,也不夠中庸,總愛展示自己的個性與才能。
拋開班固迂腐的價值判斷不論,他其實說到了點子上。屈原個性極強,是狂放張揚的反叛者,而非溫良恭謙的忠君者。他也有效忠對象,那就是他內心的準則與理想,而不是某個君主,也不是國家。
戰國時代沒有現代主權國家的概念,連秦漢後一姓王朝的概念都沒有,當然,有天下的概念,也有故土的概念。
戰國的人不愛什麼國,所以殉國者沒幾個,週遊列國的縱橫家和打工人倒多得要命。
屈原推崇伍子胥,可作為楚人的伍子胥借吳國軍隊報私仇,大敗楚國,還對楚平王掘墓鞭屍。如果屈原愛國,他能對伍子胥讚許有加嗎?
戰國時忠君觀念也非主流,更流行的是合則留,不合則去。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說,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如果一個國家政治黑暗,那麼從貴族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可以潤,還忠什麼君呢?
拿楚國人來說,析公、雍子奔晉,伍子胥、伯噽逃吳,文種、范蠡投越,甘茂、李斯入秦,戰國中晚期的秦相,三分之一是楚人。所以屈原在離騷中才反覆說自己要走,各色人等也都勸他走,但他終於還是沒走。
他不走,不是忠君,而是忠於自己的理想。他對懷王當然有感情,但那是因為他們曾為共同的理想一起奮鬥。現在問題來了,屈原的理想是什麼?兩個字可以概括,美政。
內涵如何?大概就是舉賢授能與修明法度,儒家、墨家賢人政治與法家法制主義的混搭。今天看來沒什麼出奇的地方,但屈原出奇的本來就不是他的理想本身,而是他對理想的表達與堅持,以及最後以身殉道。
在小說《堂吉訶德》中,一個理髮師扮成的騎士跟堂吉訶德決鬥——其實不過是打架,堂吉訶德不是對手,被打倒在地,鬍子亂了,滿臉血污,狼狽不堪。堂吉訶德怎麼說的?他說:"我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騎士,我輸了,但是我的愛人杜爾西內婭仍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個真理不會因為我的失敗而改變,現在,騎士,請刺下你的長矛吧!"
某種意義上,屈原就是戰國的堂吉訶德,他的理想或許跟杜爾西內婭一樣只是個村姑,他也輸了,但他捍衛理想的決心不會因為他的失敗而改變,並且可以任憑別人為此對他刺下長矛。與堂吉訶德不同的是,屈原更加清醒,不像前者常處於幻覺之中,也更有才能,不像前者那麼平庸。
進言之,屈原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是精英主義而非平民主義。屈原的個人主義,當然不能等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現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強調個人自治和個人自由的道德與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關乎人性的理論,個人主義主張,只有賦予一個正常成年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責任,允許他選擇自己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手段,才能最好地服務於他的利益。
屈原的個人主義與現代的個人主義有重疊之處,那就是追求個人自由與強調個人責任,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有濃厚的宗族觀念與故土情懷。在屈賦中,第一人稱的出現頻率高得驚人,朕、余、吾、我、予……歷代辭賦作者,沒有人像他這樣寫作,也沒有人像他這樣完全從個人出發去思索、去感受、去行動。
他站在眾人對面,單身上路,永遠孤獨。
他發現,世俗社會總是把一切與眾不同的、個體的以及精華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任何一個與其他人不相似的人,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考慮問題的人,都面臨被構陷、被放逐的危險。
離騷最典型。屈原展現自己獨立的情操,通過鮮花與香草,"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家家戶戶都塞滿惡草,我卻遠離它們,絕對不佩戴;他闡述自己堅守的原則,不厭其煩地說理,這些道理與他的生命長在一起,"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無法跟大眾挨家挨戶說清楚,他們也不可能明白我的心;他打碎神話與現實的藩籬,駕龍驂螭,上天入地,一個人的奧德賽,四處碰壁,"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我讓天帝的看門人開門,他卻靠在門邊看著我一動不動。離騷如此,抽思如此,哀郢招魂涉江懷沙也如此,就連天問,本來不太容易出現"我",可他到最後也忍不住寫"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老大你要能醒悟改過,我還囉嗦什麼?)、"吾告堵敖以不長"(堵敖我跟你講,楚國這樣下去長不了),"薄暮雷電,歸何憂?伏匿穴處,爰何雲?"(黃昏雷電交加,我該怎麼回家?隱居山穴,為何還要說話?)屈原的自我根本壓不住,永遠都要跳脫而出。
屈原的個人主義又是精英主義的。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高陽帝的苗裔,精不精英?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我是栽培精英的師長,精不精英?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有美好的外貌,又有內在的美德,精不精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清醒而乾淨,精不精英?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命令蛟龍為我架橋,又令西皇來接我過橋,太精英咯!
不過,屈原絕對不是原子化的個人主義或只管利己的精英主義,如果把故土理解成一種共同體,那麼我們可以說,屈原是一位共和愛國主義者。
密爾曾這樣描述共和愛國主義精神,"在一個共同體中,為共同的自然或歷史紐帶所聯繫的人們的一種同呼吸、共命運之感。共同體中的人們,應珍視將其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應感受到其命運相互疊合,對任一同胞的惡也是對自身的惡,他們不能切斷這一聯繫而自私地免除同患難的責任"。
我們不能將屈賦精神與上述完全對號入座,畢竟如托克維爾所言,不能強行將現實的畫像嵌入歷史的畫框,但是,我們可以說,屈賦精神在很多地方,與密爾筆下的共和精神是相通的。"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就是基於故土紐帶的一種同呼吸、共命運之感。"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如果不把皇輿敗績狹隘理解為君主個人成敗,而是理解為共同體的興衰存亡,那么正是不能自私地免除同患難的責任。"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這都是在大聲疾呼,對任一同胞的惡也是對自身的惡,我們不能因為害怕受難而改變內心的善惡判斷從而不再正道直行。
屈原當然還沒有現代自由的概念,而自由是共和愛國主義的基石。但他有共同善的概念,這是共和愛國主義的另一個基石。
屈賦中的香草美人,日月神靈,都是在暗喻共同善,或者通往共同善的路徑。如果我的國家沒有共同善,並且不公正地對待我,我將不欠它什麼,對它我沒有任何義務。屈原也懂這個道理,但他仍未選擇離開楚國,因為他相信,在故土有一種獨特的味道,在別國也許能過上善的生活,但只有在故土,才能享有獨特的生活,無法割捨的生活,倘若故土也能有共同善的話,獨特與無法割捨就變成無與倫比的甘美。
好了,既然屈原是個人主義者、精英主義者與近似於共和主義的愛國者,為何卻在漫長的歲月中,被牢牢釘在忠君愛國的柱子上呢?
起初是王逸,他既是屈賦功臣,也是罪人。他最早將屈原附會為忠誠的儒家信徒,甚至認為屈賦與六經"一樣一樣的"。然後是朱熹,他認為屈原文辭"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但"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而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皆"不忘乎君臣之義",乃"變雅之類也"。
從此,忠君愛國就與屈原聯繫在一起,但還是有人拒絕這四字去準繩屈原,譬如明人汪瑗、周拱辰等。
直到乾隆出手,說"屈子之微言大義,彪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忠君愛國才成了屈原的雷射防偽標記。
到了民國,尤其抗戰之後,為發揚民族主義,動員大眾抵禦外敵,屈原再次成為吉祥物,不再忠君,但更愛國了,這次屈原被貼上的標籤是"反抗外敵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1949年後,屈原仍被視作愛國者,只是換上了"人民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標籤。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組織評選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國選送的參賽選手是屈原,選送前還有內部爭議,主要是屈原的階級性,一個貴族階級的老爺,送他參賽合適嗎?後來以其作品中的人民性消解了這一質疑。
但屈原作品中的人民性,其實是個誤會,屈原作品中大多數"民",都是"人"的意思,而不是"人民"。
屈原成功當選1953年那屆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他作為"人民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名頭,從此就難以搖動了。
那麼,今天應該如何評價屈原?在我看來,屈原首先是一個文學天才,最後也是一個文學天才,同時擁有與其天才相匹配的人格與意志。他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堅信人格是最重要的珍寶,深信自己的理想將來會得到同情。他在一去不回的時光里延佇,捍衛自己的本質,顯現不可戰勝的人類尊嚴。他用最燦爛的文字描述自己的痛苦,然後躋身偉大。
沒有一個詩人僅由於他個人的痛苦就能躋身偉大,屈原之所以偉大,因為他的痛苦根植於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又為了他的舊鄉故土。時之不當,他醞釀自殺猶如醞釀偉大作品,終以自沉完成對生命原則的最後書寫。他是中國古典悲傷開端,是這片土地誕生的最好樂器。個人會死,樂器不會死,當我們心靈顫動,樂器就發出共鳴,讓我們潔淨,同時安寧。讓我們和屈原一樣,一生只有一首哀歌,一首關於如何活在本真里的哀歌。活在本真里,就是活在本質里,簡單、不變,永遠與自身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