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三部曲在全球一炮走紅的知名「中國通」作家Peter Hessler（何偉）曾於1996年以和平隊志願者身份前往四川任教，和中國結緣。二十三年後，何偉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夕重返四川，重新體驗歷經滄海桑田後的中國，並再以教師身份深入觀察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思維和價值觀。
本月9日，其新書Other Rivers（暫譯《異鄉之江》）正式出版，何偉接受本台獨家出鏡採訪，探討跨越兩代的社會劇變、小粉紅和中美脫鉤等熱點，以及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何去何從。
「我不相信現時的形勢會長期持續下去」
記者：您在很久以前曾寫過中國三部曲，現在您出了第四部「Other Rivers」(暫譯《異鄉之江》)，恭喜。這本新書當中描繪的中國和前三本書中的中國在哪些層面上存在差異？
何偉：我以前寫的三本書實際上涵蓋了十年：我於1996年來到中國生活，一直住到2007年。那三本書所涵蓋的那十年是一段非常具體而特殊的時期。當時經濟蓬勃發展，國內有大量人口流動。輕工業是中國經濟的核心，那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獨特的時刻。我於2019年重返中國，離我第一次來中國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一代人的時間。現時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時期——習近平的中國，對吧？從政治上講，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經濟上的變化是翻天覆地：就人口結構而言，當我在1996來中國教書時，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來自農村。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出生在農村。而到2018年我教書的第一個學期，班上沒有一個學生是來自農村的，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學生大多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獨生子。所以基本上如同另一個國家一樣。
「我們通常有這樣一種認知，以為年輕的中國人都是愛國熱情極端高漲的小粉紅。老實說，我覺得這是誇張了」。——何偉伍檫愙攝
記者：您在2006出版的《甲骨文》當中，隨處可見的是「拆」字。大拆大建似乎在你的新書當中消失了，甚至出現了有老舊校舍沒人願意拆除重建的現象？
何偉：在成都被拆掉的也很多。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東西是浪費了，譬如說他們蓋了很多新的建築，但是現在卻用不上。我問以前涪陵的學生，你有幾套房子？有很多說有三套四套，因為購買房產是他們投資的方式-他們買的股票不多，但房子多，買了不用，導致有很多的空房，全中國的城市都有這個問題。他們不知道這對以後的經濟有什麼影響，也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升值，賣不賣得出去。
記者：不僅中國變了，但同時你也變了：當你在1990年代第一次來到中國時，你還是只是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而在2019年，你作為一名全球著名的作家回到中國任教。名聲對你和這個國家的互動有什麼影響？對中國的觀察會戴上有色眼鏡嗎？
何偉：名氣並沒有改變我對中國的觀察的方法，因為我的寫作仍然紮根於過往的經歷。不過，最大的不同是，有相當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讀過我的書，所以我採訪時可以更誠實更坦白，向他人作自我介紹也更容易了。而我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當記者時，他們不熟悉我在《紐約客》所寫的新聞故事，導致有時很難和人溝通。經常被質問「你做什麼的」、「你給誰寫」？
現在就簡單多了，因為我可以讓他們參考我的書和我的文章，他們也明白我在做什麼。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健康的關係。過去有點困難，因為你是作家，你在輸出作品，你要見人，你要採訪，你要從他們的生活中提取細節，然後寫故事。但作品發表了以後，他們往往讀不了。但現在情況大為好轉，人們可以看到你的成品，可以給你反饋。如果他們不喜歡某些內容，他們會告訴你；如果他們喜歡某些內容，也會說給你聽。所以作為一名記者，我更傾心現時這種情況。
記者：您的學生也變了。我記得在《江城》你提到過，如果你向全班同學提出一個問題，多數學生可能會給你完全相同的答案。2019年還是這樣的嗎？
何偉：情況非常不一樣。在90年代，中國的信息非常有限。1996年到1997年我們在涪陵沒有網際網路，沒有一個學生上網。他們沒有手機，閱讀材料非常有限，對事情和信息往往有相當一致標準的看法。
何偉：「到大四時，幾乎所有學生都知道如何翻牆。以前那種每個人都獲取相同信息的情況不復存在了」。（伍檫愙攝）
現在年輕的中國人是完全不同了。首先，他們旅行，對吧？中國超過半數的護照是給千禧一代或更年輕的世代辦理的。出國的基本都是年輕人。透過旅行，他們接觸到外界事物。他們也知道如何使用VPN代理翻牆。幾年前我給我90年代的30多位學生做過一份問卷調查，問他們是否使用 VPN。結果顯示只有一人使用。儘管他們是中產階級，教育程度高，但翻牆對他們而言，始終是麻煩的事。他們如果真的想翻牆是能翻的，但他們不翻，因為這對他們來說不重要。
而我教的新一代年輕人，只有大一新生一開始不懂得如何翻牆，但他們很快就上手。到大四時，幾乎所有學生都知道如何翻牆獲取他們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以前那種每個人都獲取相同信息的情況不復存在了。
記者：但是四川大學畢竟是四川大學，它不是隨便一間小學院。您在川大的體驗對整個中國而言有代表性嗎？
何偉：川大是985大學，而涪陵以前是一家專科學校，不是一家有名的大學。但實際上在九十年代，年輕人要進入涪陵專科學校也是比較難的。那個時候只有6%左右能上專科學校。川大入學率可能是2%或3%左右。所以可以說90年代那群學生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現在的學生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從小學開始老師家長都給他們壓力，競爭好厲害，比以前激烈得多。川大的學生經常說「內卷」，我在19年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但第一學期一開始就到處都在說「Involution」。這點對他們的影響很大。90年代完全不會這樣的，因為當年的競爭激烈度跟今天不同。
記者：還有「躺平」和「垃圾時間」。
何偉：「躺平」說的是多，做的不多。我川大的學生沒有一個是真的在躺平的。他們經常會說「我希望能過得輕鬆一點」，但他們都怕，因為現時就業機會不多，如果真的躺平的話，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父母不高興。這是一個充斥著競爭和壓力的環境。
我的孩子也是這樣的。我在成都那陣子，我的小孩在公立學校成都實驗小學上學。四年級的時候，柔柔有一天回家告訴我：「今天數學老師說，要考上清華大學需要649分」。四年級的學生就已經有這樣的思想了。這樣的壓力在全中國很普遍。
記者：《奇石》裡關於三峽大壩的其中一章中，你說：「如果改革持續的時間再長一點，也許人們會抵制並質疑三峽工程。未來，當人們回首往事時，水庫中的死水將成為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奇怪結合之時代的紀念碑」。你是在2004年左右寫了這篇文章，此後，改革又持續了20年。但你所預測的「抵制和質疑」並沒有發生。如今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你如何重新評估你當年對中國局勢的看法？
何偉：這個時代的產生，是很令人訝異的事情之一。當年在90年代的時候，我們預想也許20年後政治會發生變化，對吧？尤其是教育已經發生巨變的情況下——我在涪陵教書的時候，每十二個適齡青年當中，只有一人能上大學，即8%左右。讀大學是很稀有的事情。現在這個比例超過了50%，也就是說大多數中國年輕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我認為，從來沒有一個社會，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在教育方面有如此迅速的進步。與此同時，物質生活上也獲得巨大提升。
所以自然而然地你會期望這些變化會引發政治上的轉變。但現在真要說轉變的話，那就是習近平治下的政制，在很多方面變得比我以前教書時更嚴密，更壓抑了。所以我認為在這點上是有點令人詫異。作為一個局外人，這是一件很難做判定的事情。我有時自問：這種局勢將會永久持續下去嗎？我是不信的。但同時，我相信無人能真正預測走勢。中國人現在擁有的信息更多、流動性更強、資源更豐富，但政治空間卻被限制，這二者之間的博奕，導致了社會中存在某種緊張態勢。這讓我不禁問道：這樣的局勢能持久嗎？
「我們正和一代中國人失聯」
記者：一方面您的學生使用 VPN——甚至大學也在鼓勵學生翻牆；但另一方面，外在的政治環境卻在不斷收緊。您在書中使用過這個短語，中國社會的「精神分裂性質」：中國人變得越來越自由化，而社會變得越來越極權化。這種「分裂」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麼？
何偉：它引致緊張對峙局勢。人們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與外界的聯繫越來越多，在旅行時也與外界有直接交流。然而，他們身處的體系卻越來越嚴苛。一般人的直覺是這種情況無法維持下去，某些事情必須在某個時候改變。但很難看出有什麼改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而且似乎不會馬上出現。但肯定有緊張的跡象。
我看得出來，2019年至2021年我接觸過的年輕人比他們的上一代人更加有覺醒。我的印象是，比起上一代，他們也不那麼地狹隘愛國。我們通常有這樣一種認知，以為年輕的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極端高漲，都是以網絡攻擊而聞名的「小粉紅」。老實說，我覺得這是誇張了。以我親身的教學經歷來看，我沒有察覺到那種極端愛國主義的鋒芒。事實上，這種愛國主義反而是在90年代更甚。我覺得90年代學生的愛國情操更狹隘，他們也更敏感。如果我談論被視為敏感的事情，或者他們覺得不尊重中國的事情，他們會更容易生氣。
所以問題是，這些更加世故和更加有覺悟的年輕人，他們會在這個限制他們表達和限制他們參與政治的體制中快樂多久？
記者：你提到了一些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除了翻牆、小粉紅，你在書中也提過，獨生子女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小皇帝」......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些，多虧有你，有這本書，
以及美國志願者組織和平隊的中國項目。但隨著美中關係日趨惡化，兩國脫鉤的討論漸增，
我們如何能夠有更多的渠道，讓更多像你這樣的人向雙方展示美國和中國的真實面貌？
何偉：是的，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你知道的，當我在90年代去中國，我是被和平隊(Peace Corp)派去的，和平隊出色地將來自不同背景的美國人帶到了中國。我們當中的不少人茁壯發展，在華建立了關係網，成為長期從事與中國相關事務的人士。當年還有一個富布賴特計劃（Fulbright Program），該計劃派遣年輕和年長的美國人、美國學者去中國和香港進行研究。這兩個項目現在都沒了，順便提一句，取消這兩項目是美國政府的決定，是川普政府的決定。
於我而言，這個決定根本說不通，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我們需要了解中國，即便我們不關心中國好壞，即使你對中國心存警惕和疑慮，我們也需要理解中國，需要獲取有關中國的信息。但現在我們沒有這些我們應有的信息，因為我們正漸漸和整整一代的中國人失聯。所以我認為這真是一場危機。政府需要想方設法鼓勵美國年輕人去中國。我記得最近好像只有大約一千名美國學生在中國學習，而同時，幾乎有30萬中國學生在美留學。中國人在這裡研究美國，學習融入美國社會，理所應當。同理，美國人也應該到中國去做同樣的事情。所以我們真的需要關注這個問題並找到解決的辦法。政府自打一開始就不應該取消和平隊的中國項目，也不應該取消富布賴特計劃，他們應該恢復這些項目。但他們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