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見到阮銘先生，是2019年6月23日。那時候阮先生剛剛結束在台灣二十多年的定居生活返回美國，與妻子阮若瑛團聚，生活在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我帶蘇曉康先生驅車3個多小時，從華盛頓去看望他。到了以後，一時找不到他的居所。打電話給他，他讓我們稍安勿躁，說自己會出來接我們。不多久，驚人的一幕發生了，我看見不遠處阮銘先生一路小跑朝我們奔來。那一幕我後來到處跟人說。因為要知道，當時的阮先生，已經88歲！
阮銘先生生性開朗，直言直語，酷愛旅行，除了有點耳背之外，健康狀況一直很好。88歲的老人能夠一路小跑，就是一例。所以我一直認為，他能活到100歲我也不意外。所以7月16日朋友打電話來告知阮銘先生驟逝的消息，我完全不敢相信，輾轉又詢問了兩位朋友，才確認了噩耗。據我所知，他在病逝前兩天接聽電話的時候，還聲若洪鐘，精神矍鑠，我至今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他突然離開我們。
但逝者已去，感嘆惋惜已經意義不大，重要的是他留給了我們什麼值得記住的精神遺產。
阮銘先生長期在中共體制內工作，沉沉浮浮，曾經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文膽，參與和見證過中共黨內一些重大事件，對體制的運作，對體制內決策人士的思維，都有第一手的觀察和掌握，因此，在流亡到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中，我一直認為，說到對中共的了解，阮銘先生不敢說第一，至少也是名列前茅。最值得重視的，就是他對鄧小平的評價。他曾經以《鄧小平帝國》一書，針對這個議題作出過全面的論述。2019年那次見面，他還是念念不忘這個主題。中午吃飯的時候，他跟我說，鄧小平這個人其實比毛澤東還心狠手辣，比毛澤東還「左」。他說，像1989年那樣的局面，毛澤東也不敢下令對學生開槍，鄧小平就敢。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完全是對他的誤判。我後來在臉書上發文，轉述了他的觀點，結果引起壓倒性的不同意見，大部分人都無法接受阮銘先生的判斷，激烈者甚至認為這是在為毛澤東開脫。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們拋開輿論長期以來形成的既有觀念，從事實出發，認真仔細地梳理鄧小平投身中共到六四屠殺的歷史，雖然他也被毛澤東整過，但一直沒有真正被毛放棄過。毛對鄧小平的賞識，是不爭的事實。顯然，毛澤東不喜歡鄧小平對他的頂撞，但他心裡是知道，唯有鄧小平，才能繼承他的「左」的精神衣缽。至於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鄧小平被外界認為是推動者，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反思，來重新看待鄧小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了。阮銘先生的觀點雖然聽起來有些激進，但我現在越來越認為，他的判斷是極為犀利深刻的，對於我們認識鄧小平，認識中共的本質，甚至對於我們理解中共從毛澤東一直到習近平的發展歷程，都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重新認識和評價鄧小平，是我們了解今天中國政治的一把鑰匙，而阮銘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命題。說他是最了解中共問題的人之一，完全不是溢美之詞。而他提出的「重評鄧小平」這個議題，因為他的去世，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阮銘先生受到台灣兩任總統－李登輝先生和陳水扁先生－的賞識，後來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雖然後來他還是離開了台灣，但我一直認為李，陳兩位前總統能夠重視阮銘先生的意見，展現了政治領導人的敏銳和遠見。台灣現在直接面對中共的威脅，要有所因應，不僅要得到美國的支持，更應該了解中國和中共的情勢。所謂知己知彼是也。要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台灣還是應當虛懷若谷，多聽聽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支持台灣的人的聲音，阮銘先生是一個，林保華先生也是一個。台灣雖然也有不少中國研究機構，但理論上的分析，畢竟不如阮銘這樣曾經長期浸淫在中共黨內的人，後者的經驗積累出的直覺，是台灣再優秀的中國研究者也無法具備的。
阮銘先生是中國一九八零年代被稱為「啟蒙派」的體制內自由化知識分子的代表。他走了之後，那一代人，現在在海外，大概只剩也是已經90多歲的郭羅基先生了。那一代人曾經對中國的思想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八九一代的大學生，就是在他們的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沒有阮銘這一代人，就不會有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現在，這一代人已經凋零，但是我們不能遺忘他們，這不僅是出於對他們的歷史貢獻的尊敬，更是因為不了解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會欠缺了一塊。我想，這，才是我們悼念阮銘先生的時候應當銘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