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中學生的時代，台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畫線，與毛澤東「不動筆墨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記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合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干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很多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
余先生閱讀的方面非常廣，如蜜蜂採花釀蜜，但大多備而不用。等到要寫某一篇文章時，各種資源自然群到筆下，這也還是「冰山一角」式的做法。依我學生時代的觀察，他對當代正在發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這中間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等人的書。那些年代余先生飛行機會比較多，坐飛機正是他讀書的時候。我記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一書就是他在從台北飛到紐約時讀完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手上還留著一張紙條，是余先生托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總館幫他借《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Revisited）。
余先生極少托我們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謂的「單幹戶」。從做研究到寫文章，全部一手包辦，純粹農業時代的手工作風，頂多請系秘書幫忙繕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謹慎的。最近我有機會讀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滿紙鬼畫符。
余先生是不碰計算機的。記得他在2006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時，我正好遇到翁啟惠院長，提醒他因為余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所以應該送一封賀函。過了幾天，再度遇到翁院長，我問他送了嗎？他說送了。我問用什麼方式，他說電郵。我急呼：「余先生沒有計算機，也不收電郵，您的郵件送到哪裡去了？」至今，這還是個謎。
余先生1955年離開香港到哈佛，他是帶了許多當時華人學界的關懷與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後便關心希臘時代、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等主題。此外，關心餘先生早年寫作的人，已經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時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權等，而且文章最常出現的詞語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時，他的研究是以社會史為主，即使在美國擔任教職初期，仍是以廣義的社會經濟史為主，後來才逐漸轉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測余先生早期有一個思想與學術復調平行的發展，後來逐漸歸於思想、文化一路。
2007年一篇題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Dao，2007.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這裡有一點值得注意：余先生身處的時代學術環境中「馬克思主義歷史命定主義」影響甚大，認為文化、意識是由社會經濟所決定，歷史是由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後的發展似乎對這類帶有決定論色彩，或認為歷史有通則的思想進行徹底的反思，強調文化及意義的自主性，同時也強調傳統。他說在1955年，第一次讀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歷史的觀念》時，深為其中許多討論歷史知識的特質、開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個事件的內在與外在部分，像歷史知識是一種對過去思想的追體驗，當時覺得比起那時最為當令的Carl G.Hempel的歷史通則（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說服力。
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許多主張值得深入探討。在這裡，我只想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從年青時代起，對自由、民主的理論便做了很多討論。如果我的了解不錯，在1950年代，國共政權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強調分配上的平等，是相當熱門的問題。傅斯年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如果只有自由而沒有平等，那樣的國家他不願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沒有自由，那樣的國家他也不願意住。他心中比較認可的，是像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兼顧兩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沒錯，余先生《自由與平等之間》等論述，便與當時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關。除了自由與民主的討論之外，我覺得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簡單地說，在民主與自由的時代仍需要有一個「背景文化」，否則它們是行不通的。我覺得余先生早年在討論自由、民主的時候，便與這個「背景文化」的觀點暗合，所以他在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國傳統文化。當時他曾經給《自由中國》投過一篇文章，認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廢儒家文化。但是，這篇文章被拒絕了。因為當時台灣知識界的主流派認為，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傳統文化的阻礙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覺得余先生更加自覺「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紀忠先生講座」以及唐獎漢學獎的座談中，都強調「人文與民主」，也就是認為豐厚的人文素養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驚覺當年負笈普大，在系辦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時，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現在的年齡。那時余先生精神颯爽，名滿天下，剛從耶魯大學的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的全大學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沒想到歲月不居，轉眼過了將近三十年了，時光飛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