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年前，當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時，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報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我便開始零星地搜集這方面的文字，並準備寫一篇長文（甚至是一本小書）來加以討論。而且我的討論將儘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學術論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早已為人們所熟知，不必再經過我的重述。可惜因為個人疏懶，這個願望遲遲未能實現。最近承《數理與人文》出題讓我寫一篇「余英時印象」，因為時間比較倉促，我只先選擇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筆。
我是在1980年，《中國時報》在宜蘭棲蘭山莊舉辦的一個閉門討論會上初識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來，當時所有參與者，後來幾乎全部成為中研院院士或是「內閣部會」首長。我記得當時偶然有機會向余先生請教我的碩士學位論文《章太炎的思想》，提到當時大陸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動作太慢，深怕資料不足。余先生說史料不必勉強求全，但論旨要集中（原話是要有focus）。還記得當時余先生棋興大發，與胡佛先生等人對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對手。由於我在一旁觀戰，余先生還轉過頭來問我：「你下圍棋嗎？」後來我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冠軍，甚至參加過在紐約舉辦的世界圍棋大賽。據我觀察，余先生似乎在學習與上手之間，時間距離特別短，學詩、學戲、學棋、學書都是如此。這當然也讓我想起1980年代後期，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余先生一度前往紐約與林海峰對弈的往事。
1985年，我從士官學校退伍，準備申請到中研院工作。當時思想史在台灣學術界如日中天，史語所願意招攬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極其幸運地以碩士身份進入這個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的審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機會近身接觸、觀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頓讀書之後。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為課程太緊張，學期報告太多，每天「夾著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沒有記日記，連僅有的三冊上課筆記也淪陷在我的書海中，一時無從翻撿。現在回憶舊事，腦袋一片空白，翻來覆去就是那幾件事。胡適說得好，人的記憶倏忽而逝，如果沒有一片紙記下來，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胡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史料）。無論如何，在那五年半間，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學的幾個側面。
首先，余先生是隨時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細審度每一個問題，而且異常地專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讀書，似乎字字是立體的，讀一句有一句之用，讀一段有一段之用，它們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子連類」的功夫特別強。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寫了一篇與錢謙益有關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閱，便馬上說它與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的一個片段相出入。我個人對《柳如是別傳》並不陌生，但因為《柳如是別傳》的敘述濃厚，每每還有一點枝蔓，所以完全沒有把兩者想在一起，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從史語所的「杭立武檔案」中見到1949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部長」杭立武報告的信。信中報告說黃霖生已經到廣州勸陳寅恪一家來台。寫信的章丙炎說黃霖生已經見過陳寅恪，但陳寅恪「因在鐵幕內受片面宣傳影響，對赴台深躊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這封信，余先生馬上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與這封信比觀。去年我受人之託，傳真了一篇《祖國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紹反共文化運動中的兩個學派》），請余先生確認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筆。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傳真，推測作者應該是某某人，而這位先生曾經訪問哈佛，做過楊聯陞先生座上客，後來未再見過等，把握精確，絕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菸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WaWa買煙的故事。此外，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在節日前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並做長夜之談。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四點，當座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余先生仍然從容地吸著菸斗或紙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