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時政的傳言或謠言紛飛的時候，多是民情民意洶湧、期待大變局或改朝換代的歷史節點，無論是漫長的古代中國史，還是中共治下的當代社會，無不如此。
古代的那些政治謠言（註：『謠』為中性詞）從《史記》開始，不絕於二十四史，而現當代政治謠言，我們所經歷的，從所謂抓捕四人幫，到八九民運期間，從薄煕來、周永康事件，到『習下李上』、再到這次中共三中全會習近平『中風』，中共政治生態中，每有大事或大節點上，均會傳言滿天飛，許多傳言成為事實，更多的傳言反映民情民意，也如研究謠言的專家所言：它是一種武器，針對權力，對抗權力的武器。中共不透明的政治生態，正是生成傳言或謠言的沃土。
有趣的是，民間的傳言被稱之為『謠言』，而官方的文字、歌曲造偽，卻被稱之為『宣傳』。
我們小時候聽到的那些紅色歌曲，多是民謠曲調，填充了共產黨的宣傳語言，『謠』與『言』成功結合在一起，被稱為紅歌，例如《東方紅》，《十送紅軍》等等，很少有人意識到，那是政治美學中的極致『謠言』。
沒有人將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定性為謠言，他們不僅利用民間歌謠填充政治語言進行宣傳，也利用簡單的曲調與政治口號結合，服務於政治運動，例如文革中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都是先喊口號，然後唱成歌聲，極其簡單粗暴。大量的紅色兒歌，是以童謠的方式教唱，譬如《學習雷鋒也榜樣》、《我是公社小社員》等等
謠與言的結合，生成政治謠言，成了高大上的宣傳，紅歌薰陶了一代又一代紅色群眾，成為共產黨當政的堅實的基礎力量。
謠言是非物質的武器
中文語境中，『謠』並不是一個負面文字，歌謠，民謠，童謠，它就是一種歌曲形式，《詩經》中的《碩鼠》、《伐檀》等，均是民謠。
『缶』是『謠』的字根，什麼是『缶』？張藝謀導演的零八北京奧運開幕式上的千人擊缶，『缶』，是典型的文化造偽，『秦王擊缶』中的『缶』，是瓦器而非青銅器，當時中原國家普遍認為秦人沒文化，只能通過敲打瓦器唱歌謠，讓秦王擊缶，其實是對秦王的貶損。
『謠』與民間文化相關聯，是民間的、低端的、甚至被視為是粗鄙的文化表達。
當『謠』作為詞冠時，語義性質發生異變：謠諑、謠言、謠傳，是說有人故意製造事端，傳播不實資訊，以達到某種目的。所以，我們認知謠言時，要區分針對權貴、統治者的謠言，與針對私域的謠言，針對公域的謠言是民間抗爭的武器，而針對私域的不實攻侮，多是惡意的，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屈原在《離騷》中說『眾女嫉余以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第一次使用了『謠諑』，諑同『啄』，謠言像啄木鳥啄木一樣，使他受到傷害，『謠諑』是一種文化武器，這種武器是權貴同僚之間的互傷，主流史觀認為，屈原是體制內正義的一方，而散布謠言者為利益集團，同樣，當代的中共體制內也是如此，文革結束時有『總理遺言』出現，胡溫時期既有薄煕來相關的傳言，也有溫家寶、習近平家族擁有巨額財富的傳言，這些傳言甚至進入到西方主串流媒體報導中，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中國政局，有些傳言被證實，有些無法證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是高層互相攻擊的信息武器。
謠言的預言式描述
秦末陳勝起義，有口號「大楚興，陳勝王」，東漢末年時黃巾軍起義所喊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這些口號是一種武器，要對抗的都是強權，同時在描述自已上承天命的合法性，確立必勝的信念。
法國學者諾埃爾·卡普費雷在《謠言》一書中認為：謠言是古老的媒體，謠言是一種武器，弱者的武器。
使用謠言，與民間使用武器一樣，是迫不得已的一種反抗。謠言的傳播，口耳相傳，受眾決定謠言的傳播速度與廣度，謠言改變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以民謠或童謠形式出現的謠言，是一種喚醒，喚起普眾的反抗行動，在沒有媒體的時代人們口耳相傳，在有媒體的時代人們通過媒體傳播。
《史記》記載，公元前210年有謠言：『今年祖龍死』，而在秦始皇駕崩前一年，在墜落的隕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持續十多年的時間裡，這些咒語式的『謠言』反映的是民意，正是強大的反暴政民意，從謠言到起義，最終使秦二世而斬。天意自我民意的邏輯，也因此成立。
公元614年，洛陽城中流傳起了一首民謠，頭兩句是「桃李子，得天下」。它像讖言一樣傳入宮廷，令隋煬帝楊廣心驚，被朝廷官宦用於誅殺李姓異已，造成動盪。四年後，也就是公元618年，李淵稱帝，謠言變成了歷史。謠言像蝴蝶的翅膀，從民間飛到宮廷，形成一場政變風暴，一個朝代被終結。
誠如研究謠言的學者所言，政治謠言是另一個真相，無法被消滅。當更多的人相信傳言或謠言時，它是一種需要，抗爭者利用它作為無形的武器，對抗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