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本和寵物朋友玩耍，羅馬市郊拉魏格納
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是一位享譽全球的女演員。她以其獨特的氣質、優雅的形象和精湛的演技成為好萊塢的標誌性人物，憑藉電影《羅馬假日》中的出色表現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在《蒂凡尼的早餐》中的經典造型也深入人心。但在電影事業之外，赫本還有許多不被人了解的身份。
本期內容將通過赫本的小兒子盧卡·多蒂（Luca Doty）的視角，了解這位傳奇巨星從未展現給公眾的一面。
赫本在比弗利山莊威爾夏大道公寓
我一直不知道奧黛麗·赫本是誰。小時候經常有記者糾纏不休，總問我關於她的事情，我有時會惱怒地回答：「你們搞錯了，我媽媽是多蒂太太。」他們哄堂大笑。
在6歲小孩的眼中，不管他母親是芭蕾名伶、科學家、女演員，抑或就只是單純的母親，都沒什麼不同。他只要知道父母能發揮所長，各盡本分，那就夠了。
何況我的精神科醫生爸爸有趣得多。爸爸在家時總是眾人注意力的中心，尤其是媽媽結束她的電影生涯，專心相夫教子之後。
當然，我們依舊會去洛杉磯旅行，但對我來說，迪士尼樂園的燈光比好萊塢的燦爛得多。在瑞士度過一個重要的新年後，我學會了跟著瑪麗·波平斯（《歡樂滿人間》女主角，朱莉·安德魯斯飾）吹口哨。
1976年，媽媽出演《羅賓漢與瑪麗安》一片，這是我出生後她首度復出，我在拍片現場玩得很開心，但完全是因為「詹姆斯·邦德」（即007男主角，初代由肖恩·康納利飾）就在她身旁。
媽媽依舊是我的平凡母親，當然，她很可愛，但我一點都不覺得她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這是年齡的問題，也和時代有關。
那時大家並不常談起她——媽媽已經息影多年，而大家對她的個人崇拜尚未開始。
我的朋友第一次到我們家來玩時總是很好奇，因為他們的腦袋裡塞滿了他們的父母對赫本的印象——透過她拍的電影和他們所讀的雜誌。然而只要朋友們認識她之後，所有的尷尬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
赫本和盧卡·多蒂在格施塔德
在我成長期間，一切大概是這個情況。她演《羅馬假日》（1953）獲得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獎座，就放在我們瑞士小村莊特洛什納的家「和平之邸」遊戲房的書架上，和其他紀念品一起塞在書堆里。
這些紀念品包括好幾匹色彩繽紛的瑞典小馬，迄今我還十分珍惜地保存著。母親選了表彰她人道貢獻獎的獎座放在客廳，因為最終她發現它們對她的意義更重大。
她這輩子一直未能如願好好讀書上學，所以我記得當布朗大學在1992年頒發榮譽學位給她時，她非常自豪地對我說：「你敢相信嗎，他們頒發學位給我，給像我這樣沒有好好受教育的人？」
她這種對自己身為「明星」的態度，也來自於她對電影的態度，以及對銀幕上自己的看法。她自幼夢想成為古典芭蕾舞星，為了接受這方面的訓練，遵循了這種藝術所要求的嚴格紀律。
她參加知名的瑪麗·蘭伯特芭蕾舞校招生試鏡並被錄取之後，由荷蘭赴倫敦。但她很快就發現自己不可能成功，對她來說，這一刻十分痛苦。
第二次世界大戰耽誤了她的舞蹈訓練，這一缺失永難彌補。其他舞者在技術上至少領先她五年。「她們有比較好的食物和住所。」她曾難過地說。
媽媽認命地接受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古典芭蕾明星的事實，但在身為演員的生涯中，她以同樣艱苦卓絕的精神，遵循她認為在任何領域成功唯一的途徑：早點起床準備當天的工作。
她這輩子一直維持這樣的習慣，即使息影之後，先當全職媽媽，接著又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依然一以貫之。
赫本在索馬利亞執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任務
媽媽從不認為自己是偉大的明星。她對我說過的唯一和工作有關的八卦，是有些演員同事可以徹夜狂歡，次日早晨只要化點妝，再來一杯提神飲料，就能表演得無懈可擊。
她說她有時甚至得把他們拖下床，就像對我爸爸那樣，爸爸曾承認：「要不是你媽媽逼我淋浴，灌我喝咖啡，我可能永遠當不上教授。」
我不會指明她說的那些狂歡的明星是誰，但她調皮的描述包含了誠摯的讚賞：「我永遠不敢像他們那樣做。」這並非惺惺作態，我記得她接到史蒂文·史匹柏來信那天的激動。
多年前，我們在羅馬的電影院觀賞《E.T.外星人》，媽媽感動極了，她捏著我的手對我輕聲說：「盧卡，這人是個天才。」
如今那位天才請她在戲中演一個角色。我問她要演哪個角色，她答道：「那不是重點！重點是他真的想要我參演嗎？」
她飛到蒙大拿州，在《直到永遠》（1989）一片中飾演天使哈普——這是她最後一次演電影。或許我該讓她多跟我談談那次經歷。
那時我19歲，也是史匹柏迷，但媽媽和我談的多半是我的考試、我第一次和心儀的女生坐過山車，以及其他日常瑣事。我們經常談到她的過去，但並不是關於她的電影。
在談話中，她經常回憶兒時，關於她所經歷的戰爭和我們家的歷史故事。她去世前最後幾年——通常是早餐時分——會吐露真情，這對她並不容易。我該多和她聊聊，但青少年很難想像母親會在短短四年間就離你而去，也不了解這世上會有這麼多她永遠不能告訴你的事。
所以我對當時那位前「多蒂太太」的印象，在她走了之後沒有多大改變。當母親的癌症病情顯然已無法控制之時，我們家人聚在瑞士，在她摯愛的和平之邸過聖誕節。
媽媽和她的伴侶羅伯特·沃德斯以及我哥哥肖恩·費勒一起從洛杉磯回家，我從米蘭過去，而不久後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麗德則從巴黎趕來。
母親的摯友多麗絲就住在附近。一連幾周，我們的生活都圍繞著母親打轉，希望以藥物緩減她的疼痛。
然後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電影，因為肖恩勸我：「你該放鬆幾小時。要是發生什麼事，我們會打電話聯繫你的。」
赫本和羅伯特·沃德斯，與他們的傑克·羅素梗犬在和平之邸
我在洛桑黑暗的影院裡接到了那通電話。媽媽走了。我一直很不理性地相信，他們讓我去看電影是為了保護我，讓我在她最艱難的那一刻走遠一點，就像大人有事要談時，打發孩子去花園裡玩一樣。
接下來一切都變了。她不在人世了。攝影記者包圍了和平之邸，等他們終於消失之後，我的母親才終於和眾人眼裡的奧黛麗·赫本合而為一。
等我回到當時的工作地點米蘭時，她的臉孔在每一個報攤朝外看著我。我只能在擺脫「赫本之子」這沉重的身份時，才能悼念我心裡那個平凡的母親。
我逐漸明白，我得和那除了我之外人人皆知的偶像妥協，因為儘管在成長的歲月中，我知道母親很有名氣，但其實並不清楚她的受歡迎程度。
同樣地，常有人問我有沒有時間了解奧黛麗，他們以為我是和他們一樣遠的距離認識她，仿佛我母親一直遠遠地定格在一連串黑白影片的劇照里。
其實，我最早的記憶渲染著1970年代柯達或寶麗來照片的色彩，就像老舊的家庭相冊。當時母親的照片幾乎已經完全從雜誌封面消失了。1967年，《麗人行》和《盲女驚魂記》上映後，她宣告息影。
自拍《羅馬假日》以來已近15年，若從她開始芭蕾舞者的訓練來算，更已將近30年，此時她將近40歲，在這之前從未休息過。
記者對她這麼早就息影大為驚訝，而她解釋說：「有些人認為我放棄事業是為家庭所做的重大犧牲，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是我最想做的事。」
接著她又描述自己做「家庭主婦」的新生活：「如果有人認為這生活枯燥乏味，那很可悲。但你不能光是買下公寓，擺設家具，然後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你挑選的花朵，你播放的音樂，你等待的笑容。我希望它歡欣愉快，是這混沌世界的避風港。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來，看到的是一個煩躁的女人。我們的時代已經夠讓人心煩了，不是嗎？」
她的話就說到這裡，其他的我要用我自己的話來講。這只是我對這個故事詮釋的版本，是我與母親在一起體驗的回憶，以及這些年來我對她的所有了解。
她拒絕了傳奇文學經紀人歐文·保羅·「快手」·拉扎爾的提案，並決定永遠不寫回憶錄。媽媽告訴我不會讀到她的親筆傳記那天，我問她為什麼。
她含蓄地答道：「盧基諾，這樣我就得把全部事實講出來，不能只說美好的事，可是我不想說別人的壞話。」
這本我構思為「廚房餐桌上的傳記」的書，起源於一個破舊的筆電。我的朋友艾莉希亞在我家廚房瞥見一本塵封的活頁夾。她把它從架上取下來時，一些頁面散落出來，有些寫得密密麻麻，附了剪貼和筆記。其中許多記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雄心勃勃的美食，步驟複雜，卻從沒有在我們的餐桌上出現過。因為在廚房，就像在人生中一樣，我母親逐漸解放自己，擺脫一切不必要的累贅，只留下對她真正重要的東西。而那些就是你會在接下來的篇章里看到的食譜——以及它們所蘊含的故事。
本書描繪的不是水晶蛋之類的菜色——傳記作家告訴我們——她在少女時代可以精心做出這道經典法式開胃菜，這裡更忠實地刻畫她家常的一面：她旅行時帶在行李箱裡的義大利麵，和好友共度下午時光時大吃的冰淇淋，以及她從自己深愛的花園中變出的各種可食之物。而在本書中，也記錄了她於星海熠熠發光前的人生軌跡，以及我所知的塑造她之成為她的人格和個性的事件。
她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失去了一個小女孩所重視的一切。她失去了家，父親失蹤，親戚遭槍殺或被驅逐出境，而且她時時冒著風險，因為她在鞋子裡藏著的要傳遞給反抗軍的信息，很可能會讓某人消失。除了青草和白煮鬱金香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吃，她苟延殘喘，瘦得只剩皮包骨，要不是盟軍帶來的幾條巧克力棒，差點撐不過去。
本書有一張她在荷蘭解放後幾個月拍攝的照片捕捉到了那個時刻，照片只有一行簡單說明：戰後第一次填飽肚子。接著她就生病了，因為她的腸胃已經不習慣食物了。
我母親撐過了那些時日，她認為自己能生存下來是上天的恩賜，不能浪費。她勤奮工作，要奪回她所失去的：家庭、家人，以及廚房的溫暖所營造的安全感。她的一生中，努力工作的本能不斷地鞭策她，在她作為明星的那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歲月之外，她開啟通往新快樂的門：她的家。如果說她有什麼秘密，那就在家裡。一切相互呼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