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早期近代人文主義的視角分析與解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乃至《麥克白》《奧賽羅》等悲劇和諸如《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等被視為浪漫主義戲劇的其他市民劇，莎士比亞在創作中破除古典主義戲劇的繁文縟節、程序格律，以彰顯人物性格的豐富性，並渲染性格即命運的悲劇衝突，這些都具有相當合理的文學戲劇邏輯，並與莎士比亞時代的精神氣息相吻合。在《哈姆雷特》戲劇中，莎士比亞用大量的筆墨，設置了很多詭異的場景，編造了各種靈異鬼魂和親朋好友，集中描繪的便是哈姆雷特的猶豫和遲疑及其面臨的是否復仇的心靈拷問。由此導致的內心的靈魂憂鬱和神秘主義的恐懼，把人文主義思潮的流變推到了極致，即人性的幽暗和生死之際的虛無——當生命面對虛無的恐懼之時，是否以及如何行動便成為一種動力，一種人性無法遏制的衝動。在此激發之下，哈姆雷特最終選擇了復仇並在復仇中走向死亡。
哈姆雷特的復仇及生命終結使得人文主義走到了盡頭，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能成為著名的經典悲劇及感動無數人的地方即在於此，哈姆雷特揭示了人文主義的效能，即個人主義的覺醒，但也同時揭示了人文主義的無效，因為它最終導致的是死亡，而且是雙重的死亡——謀殺國王篡位（及占有王后）的應得之死亡和實施復仇的正義之王子哈姆雷特的死亡。從死亡開始到死亡結束，這就是《哈姆雷特》悲劇的情節邏輯。這難道就是早期近代人文主義的結語嗎？人文主義難道就是通過死亡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演示一番嗎？顯然，這個結論是難以令人接受的，也不是莎士比亞所要尋求和展示的全部內涵。所以，用性格悲劇來分析和解讀莎士比亞的王朝政治劇，未免有些偏頗和狹隘，用浪漫主義戲劇之濫觴來定位莎士比亞的諸多悲喜劇，也顯然是不得要領，沒有把握莎士比亞關注的歷史政治之要義。為此，我們要重新審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文主義，審視莎士比亞戲劇是何種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以與現代虛無主義的人文主義或個人主義相區別。這樣一來，就又回到王朝政治劇的傳統之中，莎士比亞通過《哈姆雷特》的王子復仇記，不是要徹底顛覆或消解王朝歷史的演變及其王權正當性的考辨，用人文虛無主義化約君權王國等政治內容，而是要提升其人文主義的內涵，因此，該劇並沒有取消和消除哈姆雷特作為丹麥王子復仇的政治含義。
所有這一切又都回到王權王位這個關鍵點上，《哈姆雷特》作為一部王子復仇記，在莎士比亞那裡，顯然不僅僅是性格悲劇、人的悲劇，更重要的其實還是政治悲劇，是與王權密切相關的政治倫理劇，是關於最高權力的悲劇，這便與莎士比亞英國歷史劇的王權主題密切相關。莎士比亞既接受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又迥然有別於馬基雅維利主義，這在哈姆雷特這個悲劇人物身上獲得了充分的體現，哈姆雷特形象便是對於馬基雅維利式君主形象的有力反駁和控訴。雖然他們都贊同人文主義，且哈姆雷特就是一位人文主義氣息濃郁的王子，但哈姆雷特的悲劇，無論是性格悲劇還是事業悲劇，又從另外一個方面有力地反駁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人生哲學，擊破了馬基雅維利式君主的政治可以不講道德之理論證成。
本文摘自《莎士比亞歷史劇與英國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