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層，就是在哈姆雷特這位王子身上有著前述的幾部歷史劇君主人物所沒有窮盡或沒有深入挖掘的東西，為此莎士比亞不惜新創一部戲劇尤其是悲劇予以展示。也就是說，哈姆雷特與哈爾王子、理查二世、亨利六世等君主有很多相似的方面，但更有迥異之處——在哈姆雷特身上體現著更為濃烈的時代特徵。上述幾位人物局限於各自生活的時代，例如，理查二世生活於14世紀，哈爾王子、亨利六世則生活於14、15世紀，此時的英格蘭雖然開始步入早期現代的潮流，但相比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乃至義大利周邊直到北海周邊的西南和西北歐來說，早期現代的時代風潮，人文主義、市民主義、個人主義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復興訴求，甚至對於羅馬教會的人文主義批判，凝聚民族國家的某種殷切期望，等等，這些發端於地中海沿岸義大利諸邦國的新潮流，在紅白玫瑰戰爭時期的英格蘭王國並沒有獲得足夠的成長，只是呈現出些許的端倪，莎士比亞似乎也很難進一步發揮，這致使他的四聯劇籠罩在傳統的都鐸王朝歷史敘事的神話解釋之中。顯然，莎士比亞不甘受制於都鐸史觀的約束，他要展示其獨特的英國歷史觀，尤其是要深入展示那些決定英格蘭王國特性且深受早期人文主義浸潤的王國君主的生命內蘊和精神實質以及悲劇性命運，因此他選擇了一些隱喻，丹麥王子哈姆雷特以及王子復仇的故事就成為他的載體，莎士比亞試圖把在兩個四聯劇中意猶未盡的東西淋漓盡致地表述出來。
一般的文藝批評家把《哈姆雷特》視為一種新的悲劇形式，有別於法國古典主義戲劇，他們認為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創造出一種新的戲劇類型，即性格悲劇，並從文藝學的歷史流變中將莎士比亞視為一代宗師，由此開啟了現代浪漫主義。從人物性格方面解讀哈姆雷特以及莎士比亞的王朝歷史劇，當然有一定的意義，也符合某種真實的情況，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身上確實展示了人物的生命本質以及與此相關的生死抉擇的靈魂拷問，具有文藝復興時期人文覺醒的意義。對此，19世紀以降的一系列浪漫主義大詩人，諸如英國湖畔派詩人柯勒律治、法國文豪雨果、德國浪漫派詩人施勒格爾兄弟等，都對莎士比亞的戲劇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莎翁悲劇突破了法國古典主義戲劇之藩籬，展現了人性的內在本質力量及鮮活的生命力，從而把莎士比亞的戲劇提升到一種浪漫主義的典範地位。相比之下，對於莎士比亞的性格悲劇的分析，還是德國思想家黑格爾論述得最為精深，他在《美學》中對莎士比亞以及莎劇人物哈姆雷特、麥克白、奧賽羅、理查三世，等等，都是從浪漫主義的視角予以分析的，認為他們展現了精神的深厚本質。當然，黑格爾對於"浪漫劇"的理解具有其精神哲學的獨特含義，但無論怎麼說，莎士比亞戲劇開闢了一種新的戲劇範式，對近代市民主義文化藝術之興起，無疑具有指導性意義。
通觀莎士比亞三十多部戲劇，應該指出，他確實深受近代人文主義的影響，創造的諸多人物，包括君主人物，都超越了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之束縛，具有人本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的思想內蘊，體現著某種人的覺醒，即從封建王權和基督教神權統轄之下掙脫出來的人的覺醒。由此觀之，哈姆雷特復仇之際的某種猶豫、遲疑乃至憂鬱、迷惑和痛苦，並非僅僅作為王子的心靈掙扎和人生拷問，還超越了這種封建身份上升到一般人的角度，對生與死及生命價值和意義做出生存論式的追問，著名的哈姆雷特自問：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這個人生抉擇就不再是僅僅屬於王子的，而是屬於任何人的，每個人處在一些人生關口，都會油然產生這樣的生死之問。這樣的哈姆雷特問題，顯然是要經歷一番人文主義的洗禮，受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影響之後，才能產生出來，傳統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倫理，不可能激發哈姆雷特生發出這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