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大名叫呂吉，從小沒念過一天書，屬於徹頭徹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從小體格健壯，很有蠻力，又不怕吃苦，七八歲就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放牛、拉動軲轆、打坷垃、割草，甚至鋤地，凡是孩子們能幹的活，樣樣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歲以後，祖父便開始參加大田裡的鋤地和收割等勞作。我家祖上屬於世代農耕人家，從沒有出過讀書人。祖父的十幾個同輩兄弟，個個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雖然識幾個字，也僅僅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或簡單地記些帳目。
十五歲時，爺爺已經長得成年人那麼高，粗胳膊壯腿的，成為莊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歲那年，和奶奶結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親。隨後兄弟倆分家，他分得一頭牛和三十多畝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這是世世代代小農的夢想。可是爺爺並不滿足於此，他雄心勃勃要發家。
他的發家本領主要就是吃苦耐勞。自我記事起，爺爺從來沒有午休過，吃飯很少坐著，總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飯扒拉完就走。鋤穀子，在當地，連鋤帶間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鋤一畝多一點，爺爺卻要鋤到二畝半。這個效率靠什麼？靠早出晚歸！每年早早鋤完自己地里的莊稼，就出去攬工，給別人家鋤，掙幾個現錢，然後攢起來。到了冬天，大多數人呆在家裡不出門，他卻天天一早起來，挎著籮筐，提著糞叉，急匆匆走在鄉間的土路上，忙著拾糞。
節儉是爺爺發家的另一個主要手段。爺爺節儉到了守財奴的地步。小時候，每逢奶奶和我講起爺爺的事，總是把他稱為摳心鬼。他很少穿過象樣的衣服，總是補了又補。如果奶奶主動給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會大發脾氣，久久不穿。家裡吃的也大多是粗糧，常年不見腥葷。種的香瓜、西瓜之類，從來不讓孩子們隨便到地里去摘。他給家裡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數拉到城裡去賣，然後把賣掉的錢交給奶奶積攢起來，到一定數目，再買幾畝地。
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時，他擁有的土地居然已過百畝。農忙時，開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長工，常住我家，和爺爺、父親一起幹活。
土改時，上級給我們村下達了八個地主富農指標，爺爺榮幸地跨入前八強，被劃成富農。不久又將他關起來，要他交出積蓄的銀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塊。工作組不信，幾次鬥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個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裡的一位親戚家中。不久被人發現，村里派民兵將他抓回。為防備再次逃跑，每晚將他仰面朝天綁在一張八仙桌上，繼續向他索要銀元。後來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說他力氣大，自己掙脫了，也有人懷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為這人曾多次給他打過短工，關係甚好。再次逃跑後，爺爺一直躲在陽方口一帶，曾在一個颳大風的夜晚，秘密潛回家中，巧妙避開看守人員，刨走一小罐銀元作為盤纏。那時，他根本不打算遠走，仍然幻想著有一天，風頭過去，靠手頭這點積蓄，再重振家業。他離不開土地啊！由於他的逃跑，工作組甚為震怒，將成分再次提升一級。於是，爾後我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欄，便永遠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後，爺爺失去了房屋、土地、糧食，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被迫無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謀生。但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進入我村前八強，給全家帶來的那個惡魔般的稱號——地主。從此以後，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纏住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並且越纏越緊。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爺爺小三歲。嫁給爺爺的時候，身體甚為虛弱，經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只有帶病勞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麵。秋收時節，丈夫在地里忙著，場面上的活兒大都落在她身上。我們家鄉，家家戶戶以穀子和高粱為主。拉回場面上的莊稼，都是一捆一捆連秸杆帶穗子的。她憑著一把短鐮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來，然後和丈夫一起用連枷打下顆粒。未打淨的，她要放簸箕里揉下來。帶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滿身塵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飯。為了這個家，作為一個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還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這個村裡的人，弟兄四人在他們的父親帶領下，於清朝後半期遷到這個村子。他們搬來的時候，當時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卻擁有五千多畝土地，離村較遠的地方還有不少未開墾的荒地。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父子幾個終於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時，曾對兩個兒子說：「我給你們打好了根基，以後的日子就靠你們了。千萬不要抽洋菸，不要賭博，要正正經經過日子」。
爺爺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勞遺風，夫妻倆同心協力做起了發財致富的美夢。做官為宦的，發財致富往往數年，甚至數月。中國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澆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卻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據說，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爺爺是個正兒八經的受苦人，才把女兒許配給他。奶奶對爺爺基本是滿意的，曾多次對我說起，認為爺爺是個好人，未沾染過任何惡習，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只是那節儉到吝嗇程度的行為，常常令奶奶不滿。奶奶天生好心眼，樂善好施，恰好彌補了丈夫的不足。爺爺固然把錢看得很重，但其誠信度極高，從未拖欠過僱工的工錢，因此村上的人都樂於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這樣一年好似一年過著。奶奶進入中年以後，因為有我母親分擔了大量家務，不再像以前那樣辛苦操勞了，身體竟逐漸健康起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剛剛訂婚還未出嫁的女兒（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擊倒，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有一段時間，奶奶精神錯亂，整天說胡話。母親曾對我講過，姑姑死去的那兩年，奶奶時常一個人坐到村邊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風颳過，她便對著喊叫姑姑的名字，聲音悽慘。常常母親費盡周折，多方勸說，幾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裡。回到家，還是不停地叫著姑姑的名字，飯菜不思。到土改時，奶奶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
奶奶和爺爺不一樣，她對錢財看得很輕，土改被關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積蓄。至今我還記得，有一天工作組派人來找我母親，說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麼地方埋著銀元。母親按人家說的地點挖出兩小罐銀元，工作組隨即拿走了。工作組總認為我家還埋著銀元，奶奶因此被捆綁吊打過。有一次還燒紅了烙鐵，動員群眾去烙，然而卻始終無人下手，只好作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的好人緣。據村里老人們講，那些年誰家有困難，向她借錢借糧，從未碰過釘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呂成功，曾在村里當過閭長。任職期間，一個姓白的人因偷盜被抓，被送進城裡看守所。此人本來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從此，死者的弟弟白漢成，便把所有仇恨都歸結在呂成功名下。土改時，白漢成成了積極分子，堅決要求把呂成功處決，並準備將其十六歲的兒子同時置於死地，以便斬草除根。有人將消息透露給呂成功的兒子，這個少年在夜深人靜後越獄逃走。處決呂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個名叫白寬的年輕人被一起押出，戴著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幾個年輕後生早用繩子將呂成功的雙腳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著繞村轉了一圈。起初呂成功還不斷發出呻吟，拉出村外時，聲音越來越微弱。等到達二里外的溝邊，大家停了下來，將呂腳上的繩子解開，隨即把奶奶和白寬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簡直嚇傻了，呂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條，背上、臀部和後腦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氣息。工作組的人厲聲喝令奶奶和白寬將呂成功推下溝去。一個女人家多咱見過這樣的場面！奶奶雙手顫抖著，一點也不聽使喚，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工作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們推下！」幸虧有那姓白的年輕人，奶奶幫著總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軀體推了下去。隨即，民兵們搬起預先準備好的兩車石頭，紛紛向下砸去……
當天夜裡，奶奶發起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第二天，工作組通知母親去領人，母親央求隔壁兩位大伯將奶奶抬了回來。幾十年後奶奶對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還不住地發抖，說在爾後的幾年裡，她時常做噩夢，夢見當時的情景，夢醒後渾身發冷，害怕得再也睡不著。
父親只活了四十歲，死在饑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親的死，對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她痛不欲生，臥病在床將近兩年。她把父親的死一股腦兒地怪在爺爺身上。原來，父親在十三歲那年便承擔起爺爺交給他的重任。耕地、播種、趕車、送糞、拉炭、應差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過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於青少年時便累下毛病。微駝的背，瘦小，黑干，從體質上看，明顯屬於缺乏力氣的角色。父親小時候上了三年私塾，認得一些字。本想繼續念下去，怎奈那時爺爺正做著發家致富的美夢，強行讓他輟學，跟著大人干農活。
爺爺年輕時屬於有蠻力的人，莊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統統歸他干，卻不善犁、耬、耙、耱等與牲畜協同完成的技術性工作。於是，他決心把我父親培養成一個莊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頭，每天收工回來，父親還得鍘草，半夜起來給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紀蠻辛苦的。為此，奶奶常常抱怨爺爺，而爺爺從不理會。他年輕時就是這麼辛苦，有啥大驚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嗎？再說，人來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飯吃！爺爺按照自己的邏輯，嚴格訓練著他的兒子。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便真的成為莊稼地里的一個全面手。
那時，爺爺養著兩頭牛一輛車。這車和牛給父親帶來了沒完沒了的應差。那時城裡住著日偽軍，西山上又有游擊隊，我們村正位於縣城和山脈的中間地帶。兩面都來要糧，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來順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誰派來的差事敢不辦？在這種情形下，父親便常常趕著車，任由別人指揮著到處奔波。有一次被日偽軍征去，一個多月沒有消息，奶奶嚇得整日茶飯不進。日本投降後，又開始抓兵，父親只好躲到幾十里外的親戚家。為此，爺爺還被民兵痛打一頓。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頂替。那時二叔年僅十五歲。後來從軍營逃回，我父親便帶著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個工地上給人家背石頭。在那裡，只給吃飯，不給工錢，還不時被斥罵。終於無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寧。
哥兒倆在集寧先是做工，後來父親托一位老鄉，把二叔送到軍營給伙房拉大風箱，他自己則找了個賣苦力的地方餬口。一年後，父親回老家接母親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離家。母親種的幾畝地維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親就挑起擔子做貨郎，每天挑著百十斤重的擔子，早出晚歸，只吃兩頓飯。勞累和飲食不均勻，父親患上胃疼病。公私合營後，經商被取締，再回村里當社員時，父親已經是滿身疾病，一臉皺紋，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由於不斷看病吃藥，到三年災荒前夕，所有積蓄花光，家裡已是一貧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親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爺爺、奶奶和父親三人，土改時年齡都超過十八周歲，同屬於地主分子。我們一家三個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麼可惡，那麼沒人性，虐待、打罵、放高利貸殘酷剝削窮人，把許多善良的人逼上絕路。可是另一方面，從小耳聞目睹的是，他們是那麼勤勞，那麼節儉，又那麼樂善好施。在農村管制那些年，接觸到我爺爺的同齡人，也接觸到父親的同齡人，我有時故意把話題引向爺爺、奶奶和父親的為人。大家一致公認，爺爺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懇的人，在勞動方面沒有人能比得過他。奶奶和父親的口碑更好，誰不說他們是頂好的人！我的年輕時代便是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走過來的。
待我成年後，也就是在瀋陽讀書的那些年，曾經力圖和他們劃清界線，按照當時的要求，努力讀一些馬列的書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雷鋒，使自己緊跟時代。然而，當我一想到年老的爺爺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剛剛去世的父親，總是很心酸，對他們怎麼也恨不起來。他們的一生，辛勤勞作，只想把日子過好，該交公糧的時候並不比別人少交，該納稅的時候按規定付錢，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們並沒有幹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對現行政府的勾當。有一次我問爺爺：「土改時，沒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嗎？」老人很平靜地說：「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沒收咱一家。」同樣，公私合營後，父親被取締了小商販，回村種地時也顯得若無其事，說：「人家城裡的買賣人都公私合營了，又不是光不讓咱干！」他們只知道，公家允許幹啥就幹啥，不允許幹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辦法。他們苦苦掙扎著，要活下去，要養活自己和孩子們。他們從來膽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幹部。像這樣的順民，怎麼能說他們是階級敵人呢？
在農村被管制的那幾年，我也接觸過村里其他的四類分子。被批鬥的那一陣，我甚至還接觸過其他村裡的四類分子。我敢說，這些人都是屬於逆來順受的角色。後來，我被人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兒八經地成了「階級敵人」，並且被稱為是他們忠實的孝子賢孫。至此我才明白所謂「階級敵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二期，2010-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