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糾偏與「降溫」：鄧小平「糾而不泄」的立場（1958年冬－1959年夏）
從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至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半期的9個月，被中共史家視為「大躍進」高峰後的「糾左」時期。鄧小平在此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當時，由於急促推廣「人民公社」，造成了許多問題，特別是急於過渡到所謂的「共產主義」。經過第一次中共中央鄭州會議、武昌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八屆六中全會」的討論，產生並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之間的界限，今後「人民公社」要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在該決議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和其它領導人受毛澤東委託，研究相關草案和包括「商品是否應該存在」等理論問題，並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與書記處成員開展多次學習與討論。在「八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對「人民公社」的定位和優先任務做了說明：人民公社今天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形式是共產主義的，內容不完全是共產主義的。要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線劃清楚。在15、20年或更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任務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逐步增加共產主義的因素，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並根據這個質的規定來制定目前階段的方針政策，這樣才會使我們既不犯保守主義的錯誤，又不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1958年最後一季的「大煉鋼鐵運動」打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北戴河會議原定1959年鋼產量再提升到2,700至3千萬噸的指標根本不可能實現了。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中，毛提出「鋼3千萬噸，要不要那麼多，能不能搞那麼多」的疑問時，鄧小平立即響應表示「值得考慮」，支持並堅定毛澤東降低指標的想法。緊接在後的「八屆六中全會」期間，12月3日鄧小平表示：黨對抓工業的經驗不足，全黨抓工業也只幾個月，要形成較完全的經驗還需要若干年，因此需要實事求是。該會最終將鋼產目標調整為1,800到2千萬噸。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3月28日，鄧小平提出要降低1959年的鋼鐵指標，強調「把計劃定在確實可靠的基礎上，寧肯超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其意見為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所接受，促成鋼鐵產量的指標進一步下調至1,800萬噸（其中1,650萬噸好鋼）。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毛針對各行其是、分散主義的現象，強調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這一談話證實了「大躍進」以來鄧小平就是此運動和政策之操盤手。
由於「大躍進」造成了大範圍的饑饉和農業衰敗，1959年5月19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強調：直接影響我國建設規模和七億人口生活的真正東西是農業。要講政治影響，究竟是工業完不成1,800萬噸鋼影響大，還是農業問題引起市場供應緊張影響大？我看，還是農業問題影響大。國內外反映多的也是這個問題。這一腳踩不穩，會天下大亂。
5月28日，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更表示，要「眼見四面、耳聽八方」，不然盲目追求大煉鋼鐵高指標只會喪失民心：從北京、武昌、上海會議始終站在
1,800萬噸鋼中突不出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工業方面來個解放思想，1,800萬噸鋼既然辦不到，索性來個精神解放。全面安排，解決工農、輕重關係，眼睛只看到1,800萬噸，就會把全面丟掉，包括丟掉人心。後來，中共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從3千萬噸下調到1,300萬噸（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又降至1,200萬噸）。
鄧小平在這段「糾左」時期的努力，主要是站在「糾而不泄」的立場，希望「大躍進」運動和政策持續而健康地發展。
五、「大躍進」的失敗及其後之高層政治鬥爭（1959年夏之後）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由於彭德懷批評了「大躍進」方針，毛澤東自覺顏面大損，於是「龍顏大怒」，把會議原定的「糾左」議程突轉為「反右傾」，彭德懷等講實話的高級幹部則被打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中共政治局常委在會上紛紛表態批判彭等人。會後掀起了另一波「大躍進」，其結果是全國性範圍經濟失調，先前業已受創的經濟和社會再度面臨緊繃，農業崩潰，糧荒和饑饉進一步加劇。鄧小平因為腿傷請假而未參加廬山會議，但也撰文影射、批判彭德懷，並高調地肯定、擁護「大躍進」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
當時，毛澤東為駁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彭德懷等人所表現的意氣用事，以及在國際上因蘇聯領導人睥睨輕視而產生的面子問題，實乃支撐廬山會議後第二回合「大躍進」的主要動力。事實上，歷經先前全國上下的將士用命，「大躍進」本身已屬強弩之末、欲振乏力，而運動和相關政策的危害與負面效應更一一浮現，使得鄧小平和其它負責日常工作的領導人應接不暇。
諸上種種的困難和限制，促使鄧小平支持將國家經濟進行全盤的治理、調整。「大躍進」運動之後，鄧小平在主持制定「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協同劉少奇成功召開旨在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的「七千人大會」、與周恩來、陳雲等一起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等方面，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對「大躍進」的離棄，特別是在此問題上與毛澤東的分野和對立亦愈益分明。中共高層內部圍繞「大躍進」運動和相關後果的歧見，在嚴峻的經濟困難下暫時潛伏未發。等到形勢暫時獲得舒緩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又浮出台面。先前毛澤東尚在考慮或僅視作應急辦法的一些調整舉措，重新遭毛認定為錯誤而予以批判。1962年8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鄧小平贊成的「包產到戶」以及他推動的甄別平反工作，被毛澤東嚴厲批判為「單乾風」、「翻案風」。迫於毛澤東的壓力，鄧小平雖只能檢討並撤回主張，但從中可反映出鄧、毛二人之間已由「大躍進」前期的形影不離，發展到運動之後的殊異。
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角色與作為，特別是在醞釀、發動和推展的階段，並不似中共官方所描述的消極對待、位處邊緣；相反，鄧小平對此運動和政策有一定的認同感和接受度，毛澤東在相關決策和實行上更借重鄧小平的熱情與才幹。只是鑑於「大躍進」脫離實際、罔顧現實的企圖和做法，帶來的是混亂、倒退以及前所未見的人為饑荒，鄧小平與烏托邦的綺夢愈行愈遠，從「三面紅旗」的執旗者到逐漸地偃旗息鼓，甚至發展為「打著紅旗反紅旗」、走起「右傾」的回頭路。
涉及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功過是非的敏感問題，惟有依鄧對中共黨史上諸多問題所主張的「宜粗不宜細」的方針，含糊帶過。另外，基於「上有過，下必諱之」的政治文化和傳統，褒而不貶、文過飾非、渲染失實亦不足為奇。結果，鄧小平在「大躍進」時期的前半段歷史，特別是從政策開始醞釀持續到運動呈現緩步遲滯這段期間，就變得益加模糊簡約、甚而面目全非。一味地修飾鄧在「大躍進」中曾有的極「左」經歷，而偏重其在整治困難上之功勞的處理方式，只會徒然造成「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觀感，對於研究鄧小平歷史和還原「大躍進」真相，更是一種不必要的人為遺憾。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