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四磚塔胡同東口，有一座青磚古塔，塔不很高，呈黑灰色，面貌蒼古，由於年代久遠，受塵埃所染，顯得十分蒼涼。
朱君在磚塔胡同有一個小獨院，是他祖父留下來的，有8間房。他從小到老，幾十年了，都一直住在這兒。文革開始不久，他被抄家，說他是牛鬼蛇神，裡通外國的特務，不容分說，就把他一家趕到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裡，其餘房屋隨即被外人占據。這些人搬進來時，個個理直氣壯，理所當然，毫無歉意。其中最兇狠的是住在朱君家北房的一個司機，是造反派頭頭，有事沒事，總要到小屋中來訓斥一通，儼然他才是這院子的主人。
朱君的老伴從未經歷過這種場面，不久便因心臟病死去。長子一家下放內蒙，家裡只剩下小兒子和他相依為命。又過了不久，朱君隻身去了湖北幹校。
一年後，朱君從幹校返京，無處可去，仍只能回來和小兒子住在一起。小兒子已經結婚，三個人擠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為了避免尷尬，用了一條大床單當作布簾，作為間隔，將兩代人分開。從此，不論什麼天氣，朱君都會在早上5點前起床，悄悄溜出房門，去胡同、馬路閒走，一直磨蹭到8點以後才回家。他對朋友說，只有這個時候，小兩口才有機會親熱一下。說這話時，他心情沉重，總說，我是個多餘的人，早知道不如在幹校死掉算了。話未說完，他的眼鏡片下面已經掛滿了淚水。
一次，他向幹校好友許覺民寫信借書，約定某天上午到他家去。那天，許覺民剛走進胡同，感覺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回頭一看正是朱君。朱君解釋說家裡太亂，不方便去，他請許覺民到小吃店喝豆粥吃棗糕。許覺民發現朱君比幹校時消瘦了許多，整個人顯出一副筋疲力盡的樣子。
再後來，朱君因腦血管破裂住進醫院搶救，許覺民趕去醫院看他，他已經不能說話了。許覺民默默地站在病床旁邊，獨自喃喃自語地向他說話，希望他能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
儘管做了搶救，朱君還是終於走了。有好幾次，許覺民經過磚塔胡同，看見那座磚塔，便會想起和他在幹校生活了幾年的朱君。朱君其實不該死得這麼早的，如果他的小院不被侵占，他和兒子有各自的房間，他的生活會有規律得多，不至於長期壓抑，悶悶不樂，總覺得影響了兒子兒媳，虧欠甚多。
像朱君這樣失去房屋的情況，早在文革前便已發生。1958年，對城市私有房屋，進行過一場社會主義改造，簡稱私房改造。當時，為了解決城市住房緊張，中央政府決定將城鎮居民手中超過一定面積的私房強制性地收歸國家「經營租賃」。一夜之間，原私房產權變成了公房，而且不給任何補償。
北京市民梁景祿的父親，在北京東華門一帶經營餐飲業，賺到一筆錢後，就在東四買了兩處房產，分別是1956年冬和1957年初買下的。誰知沒住上兩年，就遇上了私房改造，梁家因房子面積累計大於225平方米，被收歸國家作為公房經營租賃。梁父眼睜睜看著半生積蓄換來的房產，轉眼間就被國家收走，追悔莫及，不久便鬱鬱而終。
當時，像梁家這樣的遭遇，不知道有多少人家。
文革開始，亂象叢生，局勢又為之一變。1966年，陳松先生被紅衛兵掃地出門，1978年又才回到北京。當初離開北京時，他家在京城有好幾處房產，等到他再回來，卻已經沒有立錐之地。多虧了下鄉時的朋友收留，才沒有流落街頭。他向房管所提出發還一間房屋供自己居住的要求，被拖了好幾年，直到1985年才得到答覆。房管所表示，可以將他家的一處房產發還給他，但希望他將自住部分之外的房產出售給房管所，陳先生沒有多考慮就同意了。結果，將近200平方米的房子賣了4000多元，還覺得謝天謝地，國家拿走房子還給了你錢，這簡直太讓人感動了。這些年，北京房價過山車似的大漲，有人說陳先生虧大了，陳先生說，那年頭誰敢跟國家討價還價呀！
我認識的宋君就比較幸運。他家在府街的茶樓，文革一來不能再經營了，人被安排到飲食服務業上班，茶樓改作了糧店。後來落實政策，經過一番周折，房子又歸還了宋家。有段時間，建行找到宋家，出價三萬元，想購買宋家的房子作為營業部。宋家也答應了，但有個附加條件，就是建行必須解決宋家兩個小孩的工作。建行沒有同意，宋家也拒絕出售。多年後回頭一看，當初沒賣房子真是英明，如今這個地段的鋪面房，不知三萬元能否買到一平方米。
資料來源：
涉及百萬戶人利益城市祖屋產權將「舊帳重翻」
許覺民《風雨故舊錄》
2021年06月13日
關鍵詞:
私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