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上叫做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則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形。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費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憑他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裡想的與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卻沒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倒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到興趣極濃。母親說他不象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裡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極愛整潔。不過，我發現，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父親的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裡。費母懷孕時，醫生讓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出生不久，父親的朋友顧鐵鈇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回來一個外國娃娃。
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父親到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也還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下多少我們玩扮家家酒遊戲時燒灶的煙痕。
不久院系調整，中大中文系併到北大。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解釋則是因為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但他老人家是個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幹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父親對學術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幾篇象模象樣的研究文章，後來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二字總掛在嘴邊，看在三個兒女的份上，又於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父親最後採取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里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
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
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史達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史達林情有獨鐘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點名堂來了——教育部大學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單。
文革大潮來了，父親一看，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結果很快顯露出來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單位（中央民族學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裡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乾衣物之後，他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託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務嫌疑。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先給我打預防針，說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見他時情感要克制一點。也許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一露面，他嘴就沒閉過一分鐘，反反覆覆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
母親對他深惡痛絕，說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的黑山扈，那裡半山坡有民院的一個供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雖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門窗都朽爛了。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山風呼嘯，屋子裡冷得象地獄。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
於是我們被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裡。他們在那間大屋子裡加一堵牆，隔成兩間。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母親的單位）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預支了一點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荒山野嶺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爺兒倆一住就是五年。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