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太史齊
中共當局使用複雜且不斷升級的手段來壓制異見並維持其所謂的虛假「社會穩定」。儘管如此，中國公民仍在堅持抗議，並且時有斬獲。
凱文.斯萊登
插圖：「自由之家」吉爾.萬納勒爾茲里（Gil Wannalertsiri）
(圖片授權：帕拉齊奧.多.普拉納爾托（Palácio do Planalto）/維基共享（Wikicommons））
儘管中共的專制統治對自由表達的壓制日益加劇，但在中國異議仍經常發生。上周發布的第八期《中國異議監測》（CDM）標誌著「自由之家」對這些抗議活動的監測工作已進行了兩年。CDM兩年來共記錄了6400起抗議活動，兩周年紀念日是對中國的抗議活動以及我們的監測進行反思的一個恰當時點：是哪些人在中國進行抗議、抗議活動的狀況如何、抗議發生在哪裡以及抗議活動的頻率。以下是八條重要啟示。
1.異議經常發生。儘管中共為維護其虛假的所謂」社會穩定「而建立了貌似強大的監視和鎮壓系統，但CDM的資料庫證實了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仍經常發生異議活動的現實。我們所記錄的6400起事件很可能是低估的數據，而之前的一些學術研究揭示，每年可能有數萬起事件。抗議活動的地域分布廣泛，涉及中國各地的500個地級（省轄）市。
2.現場抗議呈現出多種形式。CDM資料庫中的許多抗議事件是街頭示威，但我們也記錄了標語抗議和塗鴉抗議、罷工、占領特定場所、藝術抗議、絕食、強爭議性的訴訟或上訪，以及通過宗教信仰活動表達異議。對於一些宗教團體、少數民族和LGBT+群體來說，即使是半私下的集會也可能被中共視為異議，並常常引發中共政府的干預。
3.經濟問題是引發抗議的主要因素。資料庫中四分之三的抗議事件涉及公民的經濟訴求，如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資、購房者抗議開發商未能如期完成房屋建設、退休人員要發放福利、農村居民的土地被強制徵收等。雖然這些不滿只與具體的生活需求有關，但抗議活動並非沒有政治意義。在五分之一的經濟抗議中，矛頭所指是中共政府，而在23%的抗議中，明顯存在某種形式的強力鎮壓。中共擔心，即使是局部的抗議或針對公司的抗議也可能發展成為對政府或其政策的更廣泛批評。例如，2024年5月，中共公安對雲南省抗議征地補償不足的村民進行鎮壓時，示威者高喊「習近平團伙在暴打人民。」
4.對任何事情的異議都可能招致中共的鎮壓。CDM記錄了中國發生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鎮壓案例。大規模抗議、對中央政府的控訴以及涉及政治權利的抗議最可能導致中共的鎮壓。但我們發現，幾乎對任何問題的抗議都可能導致中共的鎮壓。然而，最被中共視為潛在政治威脅的是公民有組織地公開表達異議的行為，而非其他形式的抗議。
5.少數民族儘管受到嚴厲限制，但仍堅守異見。中共竭力壓制和監視某些少數民族的言論表達。中共在實踐中強使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活動更趨向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人的文化，企圖藉此使他們的身份「漢化」，並迫使他們遵守中共的邪惡政治價值觀。這意味著他們具體的文化活動會被中共視為帶有挑釁性。CDM記錄了中國藏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抗議中共侵犯文化權利和自由表達、宗教活動、農業和土地權利以及中共濫用權力的145起異議事件。其中一半以上的抗議行為是在網上進行的，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線下的抗議行為受到中共的嚴格限制。.
6.網絡異議廣泛存在，但受到中共的嚴格審查且抗議效果被弱化。中國網絡空間中的異議比線下抗議更為頻繁。雖然中共維持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網絡審查制度，但它仍無法徹底阻止網上的所有異議表達。相反，中共重點是在異議串紅網絡之前就對其進行審查，並要求網絡營運商的算法不得放大異議的內容，從而降低異議的網絡可見度。CDM的分析表明，中共長期的、系統性的限制手段客觀上迫使擁有大量受眾的網絡帳戶不得不主動進行嚴格的自我審查。因此，許多網絡異議存在於能見度低的地方，如語意模糊的帖子或者被淹沒在評論區里。
7.抗議運動受到中共的阻撓，但並未停止。由於害怕在全中國出現持續的抗議運動，中共，尤其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共，關閉了可以充當組織神經中樞的民間組織。因此，在缺乏組織者的情形下，CDM資料庫中仍記錄了至少267個較大規模的抗議運動，這就尤其意義重大。不過，個別行動者在行動時並沒有直接與外界進行協調，而是通過具有共同象徵意義的符號與外界聯繫起來。其中一個例子是四通橋抗議活動的後續影響，彭立發在四通橋上懸掛了抨擊中共嚴苛的COVID-19限制和專制統治的巨型橫幅。CDM此後記錄了至少12起中國抗議者使用相同文字進行抗議的事件。
8.公民正在贏得中共的某些讓步。在218個案例中，抗議者獲得了中共某種形式的讓步，例如政府介入爭端或展開調查、公司作出回應、中共改變政策以及支付拖欠的工資。雖然這隻占CDM資料庫中所有異議事件的一小部分，但由於讓步通常發生在抗議結束之後，而且由於中共死要面子，通常不會公布它的讓步，因此這個數字很可能被低估了。最重大的讓步是中共政府突然終止COVID-19清零政策。CDM在2022年記錄了216起反對該政策的抗議活動，分析表明這些活動在幾個月內變得越來越頻繁，並在當年11月下旬達到頂峰。一周後，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徹底終止了習近平本人死守的COVID清零政策。草根行動能夠逼使中共讓步也是公民不顧鎮壓風險參與公共異議的另一個原因。
撰稿人：凱文.斯萊滕（Kevin Slaten），「中國異議監測」（China Dissent Monitor）研究負責人，台灣辦事處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