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的一天，我正抱膝坐在托兒所的木地板上打瞌睡，門「吱呀」一聲打開了，進來一個人，左手提行李卷，右手拎著網兜，裡面是臉盆牙缸之類；身後是兩名背著槍的「群眾專政指揮部」的民兵。民兵們對他還算客氣，沒有推搡，只說了一句「老實呆著，好好反省！」就退出去將門鎖上。我扶正眼鏡，一看，這不是鄺浩泉嗎？他怎麼也「進來」啦？
我感到奇怪的是，鄺浩泉是氣象站的氣象員，而氣象站是總場的直屬單位，不歸我所在的種畜站管轄（氣象站雖然只有四個人，卻與我們這個有六七百口人的種畜站平級，都是連級）。而且，人們都知道鄺浩泉有精神病，對病人不是應當寬待嗎？不過，「群眾專政指揮部」的宗旨是抓的壞人越多就越革命、成績就越大，當然不會「放過一個『地富反壞右』」！何況，這裡離總場十幾里地，氣象站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向由種畜站代管（比如到井台打水、到食堂打飯、供電……等等），只要有「階級敵人」，由他們「實行專政」似乎也說得過去。
鄺浩泉兩眼發直地愣在那裡，直到有人說：小鄺，你別傻站著了！坐呀！他才把東西放下，和我們一樣坐在了木板上。
為什麼要關押在托兒所？因為運動一來，大家都不幹活，也就不用往托兒所送孩子了，雖說每個月一個孩子只收兩三塊錢，但對於大多數老職工來說，僅靠每月工資32元（家屬每月25元）維持一家四五口、甚至七八口人的生活，能省一點兒是一點兒。托兒所空下來，自然成了「群眾專政指揮部」私設的臨時看守所。
後來，我們幾個曾被關押的人在一起開玩笑時就問：「你是什麼學歷？」或「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答曰：「托兒所畢業！」「群眾專政指揮部」從我們站六七百人中，最多的時候抓出二十幾個「牛鬼蛇神」，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是因為「歷史問題」，比如當過國民黨兵；有的是出身問題，如地主、富農，乃至他們的子女；有的是因為「生活問題」，所謂亂搞男女關係；有的是因為「右派」；再就是像我這樣的，是因為「炮轟派」。
鄺浩泉是為什麼被「專政」的呢？鄺浩泉是廣東人、生年不詳，按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18歲從廣東省氣象學校畢業自願報名來北大荒推算，應該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生人。對於他，人們所知很有限，大概知道一點也多屬猜測。比如，聽說他是孤兒，解放初期政府送他進的氣象學校，所以他一心報效國家，得知北大荒招募氣象人員，畢業就報名來了。
他個子不算高，一米七差點吧，但身材勻稱，走路腰板挺得筆直；在氣象學校練過啞鈴之類，胳膊上很有些肌肉。相貌也並非典型的廣東人諸如顴骨突出、眼窩較深，而是濃眉大眼，長得還是挺帥的。
1958年來到北大荒後，他立刻被廣袤無垠的荒原景致征服了，夏季一直翻卷到天邊的綠浪、冬天晶瑩的冰雪世界，都令這個南國青年感到無比神奇。想到整個農場、甚至面積達一萬平方公里的整個寶清縣尚未建立一個氣象站；想到他參與創建的氣象站將填補全國氣象站網的一個空白、成為國家氣象台的一個點；想到他可以大顯身手、可以開展氣象科學領域的探索……他覺得幸福和驕傲，渾身充滿了力量！乾燥寒冷的氣候和不習慣的北方生活算什麼，能擋住青春剛健的腳步麼！
然而，一切美好的憧憬還沒開始，厄運就降臨了。
獲罪
1958年我們農場搞了個補打右派的運動，主要是針對「十萬轉業官兵」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及各地來的青年學生中，嫌北大荒條件太艱苦、沒有前途的人。總場宣傳科的王立人，就是因為給朋友的信中說了些北大荒怎樣荒涼、如何艱苦的話就被打成右派。運動中，氣象站長，一個轉業的前上尉軍官，派鄺浩泉去總場看大字報並回來匯報，鄺看到大字報揭發有人說「毛主席的字寫得像雞爪子刨的……」，覺得稀奇，就向站里的人說了，站長因此向上面報告鄺「擴散惡毒反動言論」，鄺竟被打成右派！
那時氣象站統共三個人，一個站長帶著兩個「兵」，一個是八一農大氣象系畢業的，姓吳；一個是氣象專科學校畢業的即鄺浩泉。結果兩個「兵」都被打成右派，超額完成任務。
這太不合情理！鄺浩泉左思右想怎麼也想不通——我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對黨只有感恩之心，怎麼會反黨呢？說我轉述時不妥當、不慎重，可以批評教育，怎麼說也是別人說的「錯話」我奉命回單位轉述……
鄺浩泉自此神經失常。其實，他患的也許是比較嚴重的抑鬱症，民間常說的「文瘋子」。他的病狀不是哭鬧打人那種躁狂型的，而是沉默寡言，不與人交流溝通，常常幾個鐘頭站在一個地方發呆。不過鄺浩泉還算是「幸運」的——由於缺乏專業氣象人才，鄺浩泉沒有被押送勞改隊服刑，留在氣象站算是就地監督勞動改造，「戴罪」工作。
1960年他被下放到六分場去支援建設氣象分站。和當地一個姑娘談起了戀愛，後來姑娘得知他被打成右派而告吹，這個再次打擊使得他病情更加重了——本來普通話就說不好，從此他更加沉默，沉默得就像北大荒的土地一樣，無論心中有多少塊壘、任憑蹄腳車輛的軋碾，它永遠一聲不吭……
然而，就像沉默的大地也有火山爆發一樣，鄺浩泉也會一個人跑到小樹林裡，，對著蒼茫林海，寥廓天空嘯歌……
「難友」
文革一起，八一農大的吳姓氣象員率先「扯旗造反」，成立「魯迅兵團」，人稱「吳司令」，活動場所也就設在了氣象站，參加者多是種畜站的知青等青年人，可是人數少得可憐，只有十二人，對立面不管是隨大流還是怎麼的，聚眾七百，當然成了多數派並掌了權。「魯迅兵團」遂投靠了總場的什麼「紅色造反團」，往上一直通到省里的「炮轟派」。鄺浩泉向來不過問政治，哪一派也不參加，但整天在一旁聽著，也受了影響，思想上傾向於「炮轟派」。
這與「右派」問題共同構成了鄺浩泉被「抓」的理由。很快這場鬧劇就被上面叫停了。因為「東北農墾總局」系統總共抓了上萬人「炮轟派」，多是文革前志願來北大荒的城市青年。例如，我們農場1963—1965年三批北京知青中的活躍分子，幾乎每個連隊都被抓了幾個，至少有二三百人吧。我作為「魯迅兵團」的吹鼓手，寫了很多大字報和攻擊多數派的文章，說了很多過頭話，很傷老職工們的感情，遂被當作「炮轟派」的骨幹分子抓了起來，罪名是「三股妖風黑幹將」（至今我連這「三股妖風」到底是哪三股也沒搞清楚）和「炮轟派的黑筆桿子」。
1968年6月，「東北農墾總局」改制成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數十萬大城市的知青湧入兵團，這些中學生無論以前怎樣，在兵團各級領導者看來大概都是「紅衛兵」，都是一些無法無天的孫悟空一類的角色，他們的心裡是恐懼戒備的，為了不刺激這些「革命小將」，兵團匆忙指示各師各團立即將被關押的文革前知青全部釋放。我也算一個。不過種畜站的掌權者還是給我留了個尾巴：站里告誡那些新來的知青：郭小林是「內控人員」，你們不要理他，他有什麼言行，你們要注意，要向站里匯報。
鄺浩泉也很快放了出來，繼續干那個觀風測雲的老本行去了，因團部某個部門發了話，畢竟那是一天不能離人的行業。而且也沒有找出他這隻「死老虎」有什麼「反動言行」。
我和鄺浩泉認識是在文革前我來種畜站不久。作為農場的連級單位，種畜站公費訂閱的報紙只有兩份：《人民日報》及《東北農墾報》。我愛看報，發現氣象站訂了好幾種報紙，特別是還有《參考消息》。每逢休息日，沒事兒的時候，我就跑到氣象站去看報紙。氣象站好像從來不休息，總有一個人在值班，屋子裡安靜極了，只有收音機在用記錄速度播放著什麼「……八百百帕……六百百帕……」或是「溫度露點差……」之類的氣象專業術語，我也不懂。鄺浩泉也從不言語，從不嫌我翻報紙的聲音干擾了他。
但當我這個對社會懵然無知、初出校門的人，從旁人口中得知他的遭遇後，覺得真是匪夷所思——我曾經以為「有理走遍天下」，想不到真實生活中竟是這樣「講理」的！所以對他很同情，不過，他還是不和我交談，不僅是我，他也從不和別人交談，至今我還記得他沉鬱的眼神——因為那次禍從口出的教訓實在是太慘痛了！
「夭殤」
到了1970年前後，鄺浩泉已經三十多歲，經人介紹，找了個「二婚頭」女子許某。許是江西人，已有一個兒子，而且脾氣暴躁，只是一味向他要錢，有一次，嫌給的錢少，當著鄺浩泉的面將錢撕碎丟進灶膛燒了。她來過北大荒幾趟，看到條件這樣艱苦，堅決不肯長住，鄺浩泉只好請探親假一趟趟往江西跑。許某給鄺生了個兒子，竟不肯撫養，兩歲就丟給了鄺。為了保全這段婚姻，鄺浩泉曾聯繫過許某家鄉附近、江西一個小地方的氣象站，想調去工作。但那裡人地兩生、語言不通，他熟悉的還是北大荒；再說不管怎樣，他的青春、他的初戀、他的最早的憧憬，都與這片亘古荒原緊緊扭結在一起，他積累的氣象數據全是我們農場甚至是種畜站這個局部地區的，所以最後他還是帶著孩子回到了這裡。
鄺浩泉一個人忙完工作又要忙家務，總算把孩子養大了；但他訥於言辭，又不懂如何管教孩子，兒子其實是在北大荒野大的，特別淘氣。八九歲就敢躲藏進總場商店，半夜在裡面胡折騰——據說那是個冬天，他趁下班時間，躲在棉門帘子裡面，等到人家關燈鎖門之後，夜深人靜時，就在裡面到處亂翻，吃餅乾、喝汽水，還在旮旯拉了一泡屎……
對這樣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公家也無計可施，只能是把這位失職的父親叫到總場，訓斥一番，賠償損失，把孩子領走。鄺浩泉也沒少打這孩子，有時候打得相當狠，鄰居們都看不下去來勸，可是收效甚微，第二天又有小學校的老師來告狀，說這孩子爬上學校房頂往下撒尿……十二歲時，這孩子又添了一個新的「愛好」——在公路上扒車。種畜站位於一個緩坡的高地，由總場通往寶清縣城和雁窩島的公路從中間穿過。由於上坡，卡車、跑運輸的輪式拖拉機速度都很慢，這孩子靈巧得賽過猴子，等卡車氣喘吁吁地爬坡時，他跟在車後邊，緊跑幾步就扒住卡車的後槽幫。他扒車的目的很單純，一個是尋求刺激，一個是可以去比較遠的地方玩。司機們很討厭這種行為，可是停下車去罵他、轟他下來，耽誤時間不說，一轉眼他又扒上後面的卡車了。
那天他扒上一輛帶拖鬥的卡車，上了拖鬥以後，他還想到前面的卡車車廂里去，這時卡車已駛離坡道，車速已提起來了。這孩子作了一件非常危險的舉動，他不是站到拖鬥的三角形連接架上再去扒卡車車廂，而是站在拖鬥的前槽幫上跳向卡車車廂，不知是卡車的顛簸還是向後的強烈氣流阻礙了這一跳，他一下子掉到卡車與拖鬥之間的路上，頭部與路面劇烈撞擊並遭拖鬥的車輪碾壓，雖經搶救還是死亡了。
這個孩子，還沒有開始人生真正的旅程，就過早地結束了自己的「死亡行軍」。兒子的早殤對中年得子的鄺浩泉打擊的沉重程度是無法估量的，他似乎一下子衰老了許多，兩鬢也生出許多白髮。雖然在兒子夭折前的1980年他已獲得改正，恢復了原先的工資級別，笑容也久違地出現在他的臉上，但如今哀傷的眼神又代替了那短暫的快樂……
「死亡行軍」
右派改正後，鄺浩泉的精神漸趨平復，心思更加專注於氣象科學的鑽研，且一心想在氣象學、在填補三江平原氣象研究的空白上作出成績。
種畜站的人們很少能夠看到他的身影，他早出晚歸，整天泡在氣象站的數據堆里，很晚才回到自己那間簡陋破爛的住房……不幸的是，由於他的自閉，人們也無法更多關心他、了解他；他患有心臟病也沒有人知道……
1990年春的一天，他遲遲沒有去上班；氣象站的同事感到不對勁，鄺浩泉是非常敬業的，從來不曾遲到早退，更不會無故曠工。那時也沒有電話，同事就跑到他的住房去找他，這才發現，他趴在他簡陋的小桌上已死去多時，身下壓著沒有寫完的《關於我場歷年來冬季降水與來年土壤墒情之關係……》學術論文。
可見，那天他寫學術論文直到深夜，心臟病發作也無人救助，如果發現及時其實是可以搶救過來的。
那年他剛過五十歲。在他去世後，我曾找來鑰匙，走進他的家，那是種畜站職工的標準住房：外屋隔成南北兩個小間，南邊的是門廳兼灶間，只有四五平方米大小，北屋是個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鄺就是在這裡養豬），半間是能睡一人的炕；裡屋大約十三四平方米，，被鄺浩泉自己打了個隔斷，向陽的半間當作工作室，有一個用幾塊木板拼湊而成的簡陋小桌，窗戶上的玻璃很髒，經久未擦且多處破碎，用塑料布遮擋著，屋裡光線昏暗，到處積滿灰塵。朝北的裡間有一鋪炕，上面裸露的炕席有一半已經發黑炭化，顯然是炕燒得太熱烤糊的，剩下的部分也破爛不堪；炕上沒有褥子，也沒有被子、枕頭，只有一堆烏黑的爛棉絮一樣的東西，大概鄺浩泉就是在這連狗窩都不如的地方睡覺的……
那是真正的「環堵蕭然」、家徒四壁啊……我懷著悲傷和歉疚摻雜的心情，在他睡覺的地方和衣躺了一夜，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減輕我的愧疚——我雖然自稱是他的朋友，可是離開北大荒多年我卻把他忘在腦後，極少與他聯繫；更沒有想到他的後半生竟然遭受了這麼多的困厄，他竟是這樣生活的……
我的眼淚遏止不住地湧出，打濕了他那乾燥已久的炕席……
毋庸諱言，鄺浩泉有不良的生活習慣——他平反以後，雖然工資沒有補發，但級別恢復了，收入多了，又是單身，大概是過去長期吃不到葷腥，所以特別愛吃肉。最後那幾年他每年養一頭豬，到過年的時候殺了，賣半扇，留半扇自己吃，從新年到過年，一兩個月工夫，一百來斤肉全吃光了！這樣，血脂的「三高」、各種疾病自然找上門來。
——在邊疆的基層，確實談不上什麼精緻的、高質量的生活，能吃飽就很不錯，有肉吃就是最高享受，不要跟他們侈談什麼營養學、什麼健康飲食。
他的死，一點兒都不轟轟烈烈，他默默無聞地來到北國邊陲，又悄無聲息地離去，那些論文就是鄺浩泉最後的無聲的歌啊！
一個土生土長的嶺南人，從祖國南方、從熱帶來到祖國最北端的寒溫帶，人生地不熟的，他要克服多少地理上的、生理上的、生活習慣上的不適應！但是，這一腔熱情、這報國的壯志，可有人珍惜？人們往往是不含惡意地嘲笑他蹩腳的發音，模仿他的廣東話，有誰真正走入過他的內心世界……
尾聲
文革前，老職工曾告訴我，「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兩個冬天，派給幾個老職工的「活兒」就是趕著牛車，沿著公路收屍——那些刑滿釋放的右派走著走著就地一坐就死在那裡了。
我聽得毛骨悚然，卻又半信半疑，直到我後來到老馬號去養牛養馬、早起放牧時，騎馬經過北邊小樹林，真的看到了死人的白骨，才證實了這一點。
據老職工介紹，距離種畜站近百里的荒原深處，就是勞改隊所在地，不知為什麼一到冬季，就有勞改犯刑滿被釋放，但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讓他們搭乘，偶爾有馬車經過，車老闆一看他們的裝束，就知道是勞改犯，避之唯恐不及，怎麼可能發慈悲捎他們一程呢！他們只好裹緊單薄破爛的衣衫，提著可憐的小包袱，在如同狼嘯般的北風中、甚至是在漫天狂卷的「大煙泡」中、在鋪滿冰雪的路上、一步一滑地踉蹌前行。這一程近百里的路需要頂風冒雪步行十幾個小時！實在走不動了，他們只得墊著小包袱在路邊歇一歇，沒想到這一歇就再也起不來了……
因為他們早已在超過強度一倍乃至數倍的體力勞動中嚴重透支了自己的身體；又由於獄方的剋扣和低劣的伙食，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已經是「命若遊絲」，這樣的「死亡行軍」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今天看來他們全都屬於冤假錯案，而且其中有許多各行各業非常優秀的人才、社會精英，就這樣在年輕時、中年時橫死邊遠的異鄉，做了冤魂野鬼，靈魂不得歸家，真是「死無葬身之地」！
老職工收了屍，用牛車運到北邊小樹林。但冬天地凍三尺，沒法挖坑，起初還用炸藥崩個坑，堆上一些凍土塊草草掩埋，後來捨不得「浪費」炸藥，索性往樹林深處一扔了事。到了春天雪化，常常可以看到狼熊刨開土堆、啃食屍骨的痕跡……
雖然鄺浩泉僥倖躲過這種劫難，但其實他從18歲戴上右派帽子的精神枷鎖時，他的「死亡行軍」就已經開始了，而在他剛滿50歲的時候，這「行軍」終於讓他倒在他奮鬥的路途中……
根據我場《場史》記載：一、1956年3月，鐵道兵九師警衛連等部160餘人帶領3000餘名勞改犯開始修建虎寶公路（三個月建成）。二、1957年3月，省公安廳同意我場對內稱第三勞改隊（有勞改犯2629名）。三、1963年6月，農場將勞改犯人和新生就業人員全部移交省公安廳。由此可見，真正最早開發建設我們農場、修建寶清至虎林公路的是這些人。
2009年11月初稿
2016年6—7月重寫
《記憶》2016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