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罪惡都是由具體的個人實施的。責任是在他個人，還是個人之外的結構？可能各有各的責任。阿倫特是我喜歡的一位學者，但儘管如此，我也很樂於見到對她的批評，因為這可以讓我們從更多的視角看問題。而這些視角也許都有各自的意義】
在前納粹"猶太事務大臣"阿道夫·艾希曼被判處死刑並執行9個月後，1963年冬，漢娜·阿倫特在《紐約客》上連續發表五篇極具爭議性的文章，並結集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從此，"平庸之惡"成為政治哲學中繞不過去的概念。
漢娜·阿倫特算是上世紀最為家喻戶曉的世界級人文知識分子之一了。稍有知識的文科生都知道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稍有學術八卦之心的人也都知道她私生活里的亮點——少女時代跟比自己年紀大一倍的海德格爾談了場戀愛。年輕時的阿倫特抽雪茄，才華橫溢，思緒精彩紛呈，在同齡人中擁有一大群擁躉（主要是跟她一樣的猶太人），他們給她起了個諢名：智慧女神雅典娜。
阿倫特曾參加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因此在納粹掌權後短暫被捕，但她成功逃出德國，來到巴黎，在那裡領導一個當地的青年阿利亞團體（動員猶太青年返歸故土巴勒斯坦的組織），但在維希政權的反猶氛圍之下她又逃到美國，帶著一大箱瓦爾特·本雅明交給她的著作手稿（本雅明已於1940年自殺）。她將魏瑪時代的猶太思想文化帶到了紐約；魏瑪，如同比她年輕近30歲的蘇珊·桑塔格所觀察的，對於一代中歐知識分子構成了一種情結，他們對集體性的悲劇命運有著濃烈的審美性迷戀，有時，他們一邊躲避入持續的玄思之中，一邊注視著現實政治不可遏止地下滑。
1951年發表《極權主義的起源》後不久，阿倫特就被接納為美國公民——結束了自1933年起的無國籍人狀態。
十年之後，阿倫特迎來了人生的大考——赴耶路撒冷報導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她意識到這或許是她人生可能參與的最重大的歷史事件。艾希曼，這位前納粹帝國的"猶太事務大臣"逃到阿根廷，隱姓埋名，過著逍遙但並不算低調的務農生活，結果被以色列的特務機構"摩薩德"千里迢迢逮回耶路撒冷，推上了被告席。他被處決了，而就在死刑執行的九個月後，1963年的冬天，阿倫特陸續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五篇報導，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審判吸引到她所關切的問題上：艾希曼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這五篇報導結集成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還在撰寫階段，阿倫特就預感到它們將引發巨大的爭議。但她可能還是低估了辯論的激烈程度。阿倫特瞬間成了最受憎恨的美國籍猶太文化人，因為她表現出一種純粹的、幾乎是冷酷的理性來討論以色列人圍繞大屠殺所做的文章，將大量的筆墨傾注到以色列人設立這一法庭的目的上，而到了解讀艾希曼的時候，她發明了一個馳名世界的術語："平庸之惡"。
什麼叫"平庸之惡"？阿倫特的這段話說得最為清楚：
"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為他們太出色，也許太明白他們職業的基礎，所以不能認同一個平常的、'普通的'，既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憤世嫉俗，卻完全不能夠分辨是非的人。他們寧可從偶爾的不實中推斷出他是個騙子……他們的案子仍然停留在這樣一個假設上：被告跟所有'正常人'一樣，一定知曉自己行為的犯罪性質。"
阿倫特的論述一向是相當細微的，很多句子都可有不同角度的分辨，但其基本觀點和傾向性是多少旁枝論證都不能掩蓋的。將艾希曼認定為"完全不能分辨是非"，而指責法官本著"有罪推定"的成見，粗疏地斷言艾希曼是在撒謊——這些，在大屠殺的事實已被大量披露、納粹歷史遭到完全否定的1963年，絕對屬於捅馬蜂窩。她暗示說，艾希曼是個"案頭殺人犯"，其任務就是簽署一份份上級下達的命令，他並非罪惡的化身，毋寧說是個庸庸碌碌的機會主義者；她還對法庭的合法性問題提出了犀利的質疑。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風格高度個人化，甚至是一份反映了某種精神創傷的文本。時人認為阿倫特的語氣是傲慢的、充滿挑釁的，在頭腦迷亂的狀況下，她對自己寫下的文字缺少省察。確實，她很想藉助解剖艾希曼的機會完成另一樁思想冒險：解剖猶太人。她強調了猶太內奸當時與艾希曼的勾結關係，這些文字徹底激怒了以色列，阿倫特被理所當然地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猶太人"的標記。在電影《漢娜·阿倫特》中，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我從來不會愛上一個抽象的民族，我只會愛我的朋友們，那是我唯一能愛的"。
"平庸之惡"一詞很有用，它已轉化成一個用來分析社會心理的一般概念，然而，在阿倫特最初據以創造它的個案上，晚近以來針對艾希曼的研究已讓她的立場陷於絕境。艾希曼不能以"我平庸，故我惡"來給自己開脫了（假如他有這想法的話）。英國猶太史專家塞薩利尼2006年發表了《成為艾希曼》一書，五年後，漢堡獨立學者貝蒂納·斯坦涅特出版《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挖掘了艾希曼留下的眾多文字和錄音資料，利用他於1957年完成的一系列訪談來內窺其真實心態。那時，身在阿根廷的艾希曼雖然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但逃到那裡的前納粹們都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的訪談也做得十分完整，輕鬆自如。
猶太人對阿倫特的憤怒完全有理。她將大屠殺判作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現代事件，並非僅僅針對猶太人的滔天罪行，這是其一；其二，她在德國和猶太-以色列兩者之間明顯傾向於前者，似乎在要求猶太人表現出一種超人類的倫理標準，不要以種族滅絕的受害者"自居"，就連其求生欲望和報仇心態，阿倫特都是冷冷批評。與之相對，本著"平庸之惡"的認識，阿倫特斷言艾希曼罪在"不能思考"：
"就這部報導本身而言，惡可能具有的平庸性只能基於事實、作為無法忽略的現象被提上紙面。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麥克白，更遠遠不具備理查三世那種'成為惡棍'的決心。除了不遺餘力地追求升遷發跡，他根本就沒有別的動機；就連這種不遺餘力本身也沒什麼罪，他肯定不會殺害他的上司而取代其位置。用大白話說，他只是從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塞薩利尼，還有寫《艾希曼審判》一書的猶太學者迪波拉·利普斯塔特，都論證說阿倫特被艾希曼的行為給騙了：艾希曼比她想像的狡猾多了。在審判中，他裝出一副困惑不解的小官僚模樣，讓人覺得他無論內在還是外在都很矛盾；但他畢竟是"最終解決"的核心策劃人，是納粹的猶太事務委員會官員，在製造數百萬人的死難上，他的手段是專家級的，幹起來得心應手，也就是說，艾希曼對自己的行為性質及後果心知肚明。
阿倫特有一位摯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宿將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1963年也在耶路撒冷。在影片中他替阿倫特辯護，說她生來就喜歡"激怒眾人"，可是他自己都感到，這一次阿倫特做得過分了。她被自己的優勢所困住：簡言之，阿倫特擁有一種歐洲人文知識分子的確信——真懂哲學的人，哪怕只懂一點點，其思考都應該從質疑自己（而非向別人和世界提問）開始。所謂"反思"的德性，乃從古希臘箴言"認識你自己"綿延千年而來，是西方思想里的瑰寶。
然而，柏拉圖就曾道出過這樣的洞見：暴君能從哲學家的話語機鋒下一閃而過，不是因為他們不懂蘇格拉底在說什麼，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懂。"裝睡的人"是可怕的，他們善於做出無辜和無知的樣子；而反思的知識分子對此缺乏洞察。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反對那種認為希特勒煽動民族情緒的觀點，而提出一個很奇怪的論點："納粹對於民族主義的狹隘有一種真正的、從未有所退卻的蔑視。"這就是為滿足知識分子的反思本能而故意把問題引入複雜。她還主張，無論德國還是俄國的極權主義，都漸漸超越了國家利益，甚至證明了民族國家只是一個過往年代的"遺存"——此類論點，都以其表面的深刻隱藏了真實的錯謬。阿倫特很可能陷入了一種為複雜而複雜的誤區。
事情沒有那麼複雜。如果艾希曼並非阿倫特所呈給世人的那麼一副無趣、無個性、缺乏想像力的官僚形象，他的所作所為就無法理解了嗎？他就不可能是個真正的惡魔？無論你對納粹軍人的軍紀有著如何深刻的印象，無論你怎麼強調日本軍人寧死不屈、可殺不可辱的性格，他們仍然是人類有史以來數得上的凶神惡煞，這沒有什麼不可理解的。
如果將阿倫特的政治傾向放在一邊，僅僅討論《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反映的她的智識特點，可以說，她錯在執迷於反思人們關於惡魔的普遍（也是"簡單"的）看法，而輕信了艾希曼的姿態。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這類作品的引導之下，我們會不由自主地低看"惡魔"一語的真實內涵：我們會把一個人、幾個人或一群人的瘋狂簡單地看作一種不經大腦的過程，一種為殘暴而殘暴、以嗜血為滿足的行動；我們會把製造殘暴的人看作頭腦錯亂分子，對自己做的事完全欠缺考慮，而惡魔的追隨者們乾脆就是毫無自知的炮灰。無論愚蠢和頭腦的懶惰是多麼大的罪過，在被殘殺者的累累屍骸面前，它們本質上就是在為犯罪者討一個"從輕發落"。
2017年01月06日第一財經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