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邏輯早就存在了。成立之初的文藝整風中，好多文藝家都為它挨過批判，做過檢查。1951年，喜劇導演呂班就把喜歡「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一類的詩詞歌賦，寫到檢查里，為自己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而沉痛萬分。
1952年，蘇聯紅旗歌舞團到濟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陝北民歌《二月裡來》，《大眾日報》的副刊主編孔孚聽了大為動情。寫了一首詩《給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濕濕」，受到嚴厲批判。六位記者聯名寫文章，斥責他是小資產階級情調，社裡的《業務學習》還專門出了一期批判文章專輯，並由一編委主持召開批判會。「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是不會流眼淚的，不管是什麼樣的眼淚。」
陳毅的兒子陳小魯有這樣兩件逸事。「文革」初，他聽說，有些幹部子女跑到彭真家裡去造反，鬥彭真，讓彭真的夫人張潔清在地上爬。他心裡特別難受——「他們都是長輩啊，過去我家和彭真這些人家裡的關係也是挺好的，見面都要叫他們叔叔阿姨的。」當他率領「西城糾察隊」在北京站維持秩序時，看到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被掃地出門，遣送回家。他又難受起來：「他們什麼也沒有，拉家帶口的，回去怎麼生活呀。」他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感覺在裡頭。」
如果紅衛兵們知道陳小魯如此小資，會不會砸爛他的狗頭？如果他們下不去手，他們的狗頭是不是也該砸爛？
李書磊在一本談文化變遷的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53年蘇聯專家普希金在評議中國小學語文課本中《紅領巾》一課的觀摩教學時，尖銳地批評了語言和文學因素過少而思想政治教育過多的傾向。他認為中國教師常把語文課教成政治課。」鄭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後評論道：「蘇聯專家其實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語文教學滲透的……但就是這樣的專家，批判我們的語文課成了政治課，可見我們的語文教育走到了何種田地。」
此後的十年中，語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個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遠離了中學生，遠離了天生就心軟且溫情的女孩子們。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作者張蔓菱，寫的是她插隊的經歷。主人公「我」反思道：「人們曾經用一種不美就是美的理論教育我們，我常常無緣無故地反覆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顯得陳舊些……」
循著「工農化」的足跡，我們發現了這樣的邏輯鏈條：工農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知青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要將後者改造成無產階級，就必須將他們「工農化」。以不美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運動中深入人心的。
愛美是資產階級，不愛美是無產階級。愛美往往與講衛生連在一起，講衛生就要遠離骯髒，而工農是不怕髒的，於是怕髒就被納入小資的「驕嬌」二氣之中，飽受鞭笞。與此同時，優雅和禮貌也因為不夠工農化而被拋棄。於是，講衛生與優雅禮貌成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標誌，不講衛生與粗俗、粗野成了無產階級的光榮。
清華大學畢業的張連起清楚地記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專畢業生五萬多人，在體育場聆聽周總理和彭真市長的講話。彭真告誡大學生們，「要會勞動，要和工農兵打成一片。」他還批評知識分子嫌農民不刷牙不講衛生。「可他們拼命勞動創造世界，也養活講衛生的知識分子。」
49年第一位電視播音員呂大渝談到，在密雲「四清」的時候，她最怕上廁所。「房東二嫂家的廁所和豬圈在一起。每次上廁所的時候，既要忍著一團團的綠頭蒼蠅，更要時時提防著拱上來的小豬。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滿地的屎尿和泥漿混在一起，更是難以下腳。有的廁所雖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噁心之極。」但是，四清工作隊員絕不能流露出對農村廁所的絲毫畏懼，連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說成是長了「革命蟲」。
原《人民日報》的女記者劉衡講過這樣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走到四分場的場部，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場部給他們每人發一個新買的大碗，帶他們去吃飯。劉衡發現，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層灰塵，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飯，轉念一想，「這是我脫胎換骨改造的開始呀，不能再資產階級了，就盛上大米飯，和著灰塵吃起來。」
「文革」中，中央音樂學院第一任院長、音樂家馬思聰被打，家被抄，人被關進牛棚。其妻王慕理帶著兒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關照馬思聰的廚師賈俊山傳來消息，馬思聰可能想自殺。王慕理急忙帶女兒回北京。在火車上受到紅衛兵的盤問，「幸虧女兒馬瑞雪做出粗魯的樣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動作粗俗，這才使紅衛兵相信她們是勞動者的農村婦女。」
審美觀也好，衛生觀也罷，都是對社會人生的認識，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習慣於髒服亂發的人，恐怕也不會把「請」「謝謝」掛在嘴邊。
《南方周末》2016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