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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滅口 鎮反運動黑幕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說,全國共逮捕262萬人,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三一。其中,有54.3萬人主要在1951年2月至5月期間被殺,這個數字超過在國共內戰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中戰死的人數總和(40多萬)。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考證,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有人估計,實際被殺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之間,甚至更多。

1950年初,中共剛奪取政權,就發動所謂「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親自設定殺人指標和比例,要求全國各地「大殺幾批」。轉眼間,一場腥風血雨席捲全中國,或有上百萬人遇害。

中共這次也是第一次大規模殺人運動。

可怕的「千載難逢時機」

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穩、民心不服,一些地方爆發的反抗相當激烈。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鎮反」運動。不過,它當時沒有全面鎮壓力量。到1950年6月,毛澤東仍在黨內說,不可四面出擊。

隨著朝鮮戰爭爆發,朝鮮軍隊失利,中共準備出兵。毛澤東認為,放手「鎮反」的機會來了。據中共黨史記錄,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

為什麼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呢?中共領導人劉少奇說得更直接。他說:「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命令東北邊防軍改組為志願軍,準備入朝參戰。第二天,他就把公安部長羅瑞卿、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長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們連夜起草一份鎮壓反革命的文件。10月10日,毛親自主持通過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也就是「雙十指示」,決定全面部署大規模「鎮反」運動。

1951年1月,毛澤東明確表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指令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一般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

之後,毛開始給各地具體下達殺人指標。

毛下達殺人指標

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整理的史料,1951年1月21日,毛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毛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2月,在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當時,中國人口是5億5千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直接推動和部署,迅速引起地方的反響。各地區及省、地、市的領導紛紛表態擁護,主動多報處決計劃,但多數仍達不到要求。

1951年2月中旬,毛致電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

毛還說,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給饒漱石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緊接著,毛繼續指示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廣州、青島、武漢以及其它省會城市「大殺幾批」。

一再施壓下,1951年2月17日,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指揮,北京市一個晚上就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開處決58人。3月7日晚,又逮捕1050人,3月25日處決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準備在已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逮捕1068人和處決100多人基礎之上,再捕1萬人,殺3000人。

此後,上海僅1951年4月27日就逮捕了8359人,4月30日殺285人,5月9日殺28人,6月15日再殺284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到11月初,上海共處決了約2000人。

為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將批准處決的許可權由省級下放到地區級,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中央定的指標殺人。

濫殺成風

其實,「鎮反」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濫殺傾向。

運動1950年3月開始,但直到近一年後的1951年2月21日,在數萬、甚至數十萬人頭落地之後,中共政務院才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告訴民眾誰是「反革命」。而且條例列出的12類所謂「反革命」,定義範圍很寬,罪行界定沒有嚴格的客觀標準,並規定反革命都可以處死刑。這給冤殺無辜大開方便大門。

比如,郭國汀律師在《坎坷律師路:冤殺的「惡霸」》一文寫道:福建長汀的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毫無民憤或血債。只因為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被扣上他人的罪過。鄭冠岑的案件既沒有審判筆錄,也沒有檢舉揭發材料,更沒有被告人的交代供述材料,甚至沒有證人證言,只憑縣警局長一紙罪狀,他就被輕易槍殺了。

又比如,香港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父親查(zhā)樞卿,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散文家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等,也在鎮反時被殺。

還有242名國共內戰期間「起義」、投誠、被俘的民國高級將領被殺,其中上將與辛亥革命元老4名、中將78名、少將159名。

原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在《觸目驚心的殺人運動》一文中寫道:「當時全國黨、政、軍領導都在忙著殺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殺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槍斃,夜裡被抓,白天槍斃」,「在指揮鎮反運動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幹部中,普遍瀰漫著左的情緒,要求多捕人,多殺人。」

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的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就多達約30%。

有意遮掩變大張旗鼓

1950年12月,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在高級幹部會議上說:「如果每殺一人都要報導,在報紙上過多地宣傳殺人,亦恐產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懷疑我們『殺人過多』『行動過火』等。」

但是,到了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修改了這個指示。他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

之後,各地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當場宣判,然後壓赴刑場處死,有些人甚至就地處死。中共黨媒體也予以大力報導。

「鎮反」殺害多少中國人?

根據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數字,當時全國已經抓捕150萬,殺了50萬,基本達到毛澤東要殺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

但是,殺戒一開,一些地方便殺紅了眼,根本收不住。從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鎮反運動結束,全國又有20萬人被處決。

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份報告中說,全國共逮捕262萬人,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三一。其中,有54.3萬人主要在1951年2月至5月期間被殺,這個數字超過在國共內戰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中戰死的人數總和(40多萬)。

而實際上,遇害的人可能遠不止這些。據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考證,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有人估計,實際被殺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之間,甚至更多。

鎮反的後果

古代新王朝建立後都大赦天下,收拾人心。現代民主國家建立後,都是努力設法使民眾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是中共當政之後,卻是用大規模殺人來製造民眾的心理恐慌。

大陸著名律師張思之在《我所經歷的歷史——反思始於疑》一文中說:「我親眼見過的一次在土城執行槍決,槍決了70人。我眼見那被殺的、殺人的,都在發抖。開槍的都是新兵,他們的手都在抖。有的犯人都不止挨了一槍,士兵也害怕,打不准啊!那個場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招架不住,心裡很久都過不來。」

一場鎮反運動,鮮血染紅中華大地,使中國人恐懼共產黨。而此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繼續殺,繼續加深人們的恐懼。這種恐懼感,至今仍深植在中國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2023-08-09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大紀元《百年真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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