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麼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逸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所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只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麼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討。檢討什麼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討安竊聽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竊聽器是怎麼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麼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髮現了，這就成為私自安竊聽器的大事。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麼檢討。他說，不牽扯別人，只說自己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寫了一份檢討，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
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得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裡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長、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只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裡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說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要她跳什麼舞，就能跳什麼舞。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麼，『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黨，要求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這些故事對我來說，真是聞所未聞，我怎麼也想不到在中南海還有那麼多離奇的故事。很久以後，聽說這位小姐去了香港。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號樓的五層樓上那時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夠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很結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號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老大爺閒不住；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麼人，但是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號房子。
還是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工人，呆在家裡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裡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工人。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號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藉口，如水錶、電錶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麼家具，什麼顏色，放在什麼地方等等。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裡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他很善於和人交往，也很能贏得對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鄰居的交往中常常給我們帶來各種信息。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夫婦兩人和葉師傅熟識，因此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編劇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覆推敲，各方徵求意見。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編劇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編劇敢不敢冒這個危險，編劇甘願冒險呈書。編劇的妻子也支持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編劇說，萬一編劇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這一番努力，《創業》終於上演了。
「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叫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總是兩個內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與張玉鳳完全不同，仰首闊步進來，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於情面，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麼。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啪地把電話掛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只有高級領導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了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看中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用意據說是企圖在毛澤東身邊安插一個自己的人。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做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於使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兒擱。還是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也住到月壇北街這裡來了。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將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邁龍鐘的軍人吃力地爬上高樓，又從高樓扛著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著，心裡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在樓下等著，老將軍自己來幹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麼著，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不平凡的一年
轉眼到了1976年，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驚，有樂，有哭，有笑。先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其間還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四人幫」的覆滅。我們的月壇北街五號樓也是熱鬧非凡。這要從頭說起。
周恩來在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機里傳出了哀樂，宣讀了周恩來去世的消息。我當時還沒起床，眼淚止不住流下。接著，聽到四鄰的哭聲。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在生病，但是不知詳細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國慶招待會上，周恩來還出席講話。老伴李普參加了那次大會，他告訴我：當周恩來到達會場時，與會者長時間地鼓掌，坐在後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來。大家都想到這大概是最後一次看到周恩來了，但是都沒想到他竟走得這樣快！「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橫行霸道使人們把扭轉局勢的希望寄托在周恩來身上，周恩來的去世，人們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幫」竭力阻止對周恩來的追悼。他們對周恩來遺體告別的時間、人數有嚴格的限制，不准人們戴黑紗，不准機關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來靈柩送往八寶山時，首都民眾自發地扶老攜幼在刺骨的寒風中揮淚相送。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遺體告別時，各單位的名額有嚴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兒抗美哭著，死乞白賴也要去。當時有一條規定，凡是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人，可以優先。我利用這一條，把抗美帶去了。我說，我最後一次見周恩來時，他曾問到過我女兒，所以我要帶她去。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帶著中南五省的小戲到北京演出，請總理看戲。休息時，在休息室里，陳錫聯拉著我到總理跟前，向總理介紹說：「總理，我給你介紹一位不會騎馬的女兵。」總理見我，笑了，說：「不用你介紹，我早認識她了。」我曾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工作過，周恩來直接領導外事組的工作。接著他問到李普以及我女兒的情況。抗美就這樣跟著我擠進了遺體告別的行列。
總理的遺體存放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很小的房子裡。這和他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極不相稱，來向遺體告別的人川流不息，擁擠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