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從廣東調到北京。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我本來也可到新華社工作的，新華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調夫婦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況我還是新華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認為夫婦在同一單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單位。
北京分社沒有宿舍，有一陣，我只得在李普的辦公室里搭一張床，和他一起住在辦公室里。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幾經周折，好友張鐵夫為我們找到了月壇北街五號樓的宿舍。
月壇北街有一排新蓋的五層樓樓房。按現在的標準，可說是簡易房，而在當時就算不錯的了。我們住在四層樓。五號樓正對月壇公園的大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門過馬路就可以在公園裡散步。我們有兩套房，一套是一間帶一個廚房，另一套是兩間帶一個廚房。有這三間房，我們當時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我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們這小小的五號樓住處熱鬧非凡。打從到北京以後，最難忘、最熱鬧的可以說就是這月壇北街五號樓了。
我還是從頭慢慢說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親朋好友走動走動，敘敘舊，吃頓飯。那時還不興上館子，都在自己家裡做幾個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朋友們見面，離不開的話題是如何把子女調回來。我們的朋友大都是戴過各種「帽子」、關過「牛棚」而後「解放」的，子女們都上山下鄉去了。怎麼把子女調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輕人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作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廣東。我們也四處奔走、八方打聽調子女的辦法。可誰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後來，聽說中央有一個政策：老同志可以調一個子女來京。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們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誰也說不出怎麼個調法。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後，首先考慮的是先調大女兒，還是先調小女兒。書信往返，商量再三，決定先調小的。因為大女兒在廣州，還有朋友照應，小女兒遠在韶關一個工廠里。接著發愁的是怎麼個調法。小女兒在韶關一個工廠里當工人，先是開大吊車，後來說女孩子開大吊車太危險，就讓她學會計。好不容易經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輕局要會計，我們就和一輕局聯繫。一輕局人事部門的人說：「只要韶關方面肯放人，我們就下調令。」於是，我們馬上和韶關聯繫，韶關工廠方面則說：「只要對方下調令，我們就放人。」來來回回聯繫多次，都是這兩句，誰也不說第一句話。真不知道奧妙在哪裡。事也湊巧，李普有一個學生在月壇區政府工作，她說可以把戶口先調來，再談工作。經她幫忙，調來了小女兒的戶口，這樣小女兒就進了一輕局。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戶口之所以那麼重要，是因為那時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沒有戶口就沒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設籍口更是難如上青天。所以，哪個單位都不願找這個麻煩。
我女兒調來北京，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朋友們。新華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來我們家，打聽我們的女兒是怎麼調回來的。我告訴她先調戶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學生了。因為她說過，她是破例幫了這個忙。田林知道了這個竅門，然而卻不知道大門在哪裡，還是急得團團轉。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在中央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有一天他來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調女兒來京的事告訴了他，因為田林的丈夫和這位記者在同一個單位，彼此都認識。這位朋友想了一下，說：他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但是千萬不能讓田林夫婦來找他。因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飯碗就難保。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田林，並且一再叮囑她，千萬不要去找那位記者，又把她女兒的姓名、地址告訴了記者。一切順利，不久孩子也調回來了。誰知田林的丈夫是個十足的書呆子，太高興了，竟跑到記者的辦公室去感謝他。越感謝那位記者越著急，跑到我家來抱怨說怎麼搞的，千叮囑萬叮囑，他還是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高興竟什麼都忘了。這位記者後來到了美國，現在也不在乎泄漏這個秘密了。
「泡病號」的日子
我沒有進新華社，調到了北京市廣播電台。那時還是「四人幫」的天下，工作了一陣，實在干不下去，就稱病在家「泡病號」。像我那樣「泡病號」的人當時還不在少數。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壇公園去鍛鍊身體。
有一天，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遇見了原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他住在統戰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經過月壇北街。當他知道我們在月壇公園鍛鍊身體，就自告奮勇每天來教我們打太極拳。有一陣我們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壇公園跟司徒慧敏學太極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進早餐，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司徒的到來，使我們「泡病號」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點色彩。司徒在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當電影演員時，曾當過江青的導演。上海電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點關係的，都在劫難逃，廖沫沙和江青有過某種特殊的關係，沫沙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心弔膽，很快他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討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給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觸更多，而他竟能倖免，我不知道他有個什麼竅門。他為人和善，健談，見多識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懂一點俄文、法文，人們戲稱他懂「八國英文」。在共進早餐時，他常常說一些笑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講他曾陪茅盾去蘇聯，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園。到了公園，遊客聽說茅盾是中國的一位大作家，圍住了他。茅盾即席發表演說。司徒只好給他當翻譯。司徒說：「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語可以對付，而茅盾大講特講文學，我沒辦法，只好茅盾說茅盾的，我說我的，翻來覆去講中蘇友誼，因為我只會說這兩句話。」雖然我們一天不落地去公園跟司徒學拳，不記得學了多久，但是始終沒有學會。
我們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漢口《長江日報》用「馬鐵丁」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雜文，這些雜文名噪一時，後來結集出版，洛陽紙貴。這三位朋友是詩人郭小川、後來當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鐵夫和《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我們到北京時，郭小川聽從友人的勸告到河南躲了起來。陳笑雨在「文革」開始不久自殺了。他是副刊主編，理所當然屬於文藝黑線人物。批鬥文藝黑線人物，他被拉去陪鬥了一場，他就自殺了。聽說他陪鬥以後回到家裡又挨家人批鬥。紅衛兵批鬥，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當然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如果自己的親人也和紅衛兵一樣，那真是無路可走了。無獨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發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趕快躲起來。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來我們家，她說，她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嚇壞了，不敢再回家，在我們家吃了晚飯，馬上乘火車到河南她爸爸那裡去了。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難道人們真是瘋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剛粉碎「四人幫」，他十分興奮，那時他還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抽菸，菸頭點著了床褥，他竟沒有發覺，就這樣走了。
「馬鐵丁」中僅剩的一位張鐵夫，住在月壇南街，離我家很近，我們經常往來。我們經常在他家吃飯，有時還住在他家。張鐵夫刀功極好，他可以把黃瓜、胡蘿蔔等蔬菜切得很細，拌成涼菜，真是一絕。後來，我們搬了幾次家，鐵夫也搬到萬壽路，相距遠了，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去年，我們特地買了一盆杜鵑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氣，哮喘很厲害。談到「馬鐵丁」那本雜文時，他嘆了一口氣說：「『馬鐵丁』分家了。」這真具有諷刺意味，他說：最早是陳笑雨的妻子把「馬鐵丁」雜文集中陳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書；接著，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說：「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著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隨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裡。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號人，稱什麼「長」不合適，稱「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工人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裡買的。他教給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霉，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醃雪裡紅，他用小魚乾放點辣椒炒雪裡紅，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嘗嘗。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