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在冀中大平原的一個極為普通的村子裡，距離北京150公里，天津100餘公里。村里當時160戶人家，人口不足1千。村里沒有人家劃成地主，有9戶人家被劃成了富農。富農家的人丁興旺，幾乎占了全村人口的10%吧！
富農的兒女不能入團入黨，不能參軍升學。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他們都想跳出富農家這個火坑，即使找不上貧下中農，起碼也要找個中農或者上中農，沒有一個人甘心情願嫁到富農家去。成分好的人家的女兒，更不會走進一個富農家裡去做媳婦。假如有姑娘看上了富農成分的小伙子，父母和家人也不會同意的，因為參軍或者入黨都要搞外調。如果姐姐或者姑姑的婆家是富農，當兵和入黨也要泡湯。我沒有詳細的調查，只是知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周邊村莊沒有一個富農的兒子能單獨找上媳婦的。他們的媳婦都是換來的。
我們生產隊有一家富農，共有七個女兒，兩個兒子。大概是1976年左右，我高中畢業後回到生產隊裡幹活了。有一天，那家的三女兒沒出工。第二天出工了，我看到她的情緒很是低落，平時她是很愛說愛笑的。過了兩天才知道，家裡想讓她給哥哥換媳婦。她不同意，做父親的就動手打了她。過了一段時間，她的親事說成了，是外村一戶富農人家。她哥哥當年就結婚了，她是一年後才結婚的。就在這一年裡，這個三女兒出了作風問題，曾經懷孕引產。她是不是以此來報復誰，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我大姑家也是富農，一共有兩個表哥和一個表弟，還有兩個表姐。大表姐嫁到了北京郊區。大表哥那時候已經二十五六了，一個說媳婦的也沒有。大姑每次回娘家來，就跟我爺爺和奶奶念叨大表哥的親事，說實在沒招兒就用二閨女給兒子換一個！爺爺認識的人多，就開始張羅著給表哥換媳婦的事。最後成了，是三家轉的。他們陸續結婚，都不付彩禮。大表哥結婚時我去了，婚禮很簡單很寒酸。在婚禮上，我見到二表哥，心想：眼見著他也到了結婚的年齡，大姑家也沒女兒了，將來他的婚事怎麼辦呢？
我大表哥的婚姻是幸福的，可是聽說二表姐對丈夫不是心甜意懇，主要是嫌他個頭稍微矮一些。二表姐曾經對我說過，如果是她自己找婆家，她不會嫁給我表姐夫的。
我是富農後代中最幸運的一個。1973年，我高中畢業後回鄉，別說找個工作，連小隊的會計和民辦教師也當不上。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眼看也到了找媳婦的年歲。望著茫茫的星空，我不止一次地想過，難道我也要重複大表哥找媳婦的路？難道自己也要用姐姐來換個媳婦？
那一年真有人給我說媳婦來了，說是讓二姐給我換。轉眼已1978年，我幸運地考上了一所中專。真是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美事！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也許我只能靠二姐來給換個媳婦了。
不管是換親還是轉親，女兒有了婆家，兒子有了媳婦，做父母的總算是了卻了一樁心願。可是，實際上換親和轉親給人們帶來許多家庭悲劇。夫妻不和離婚，是夫妻雙方的事情，可換親就不一樣了。結婚以後，雙方過了一兩年，有的兩口子合不來，就折騰著鬧離婚，賭氣回到娘家，說什麼也不想回婆家了。你不是不回婆家嗎？對方的父母也會讓女兒回到娘家來要挾對方。因為媳婦是用女兒給換來的，不能白白搭上一個女兒！最後，媳婦如果不回到婆家去，哥嫂的婚姻也只能告吹。
有女兒的讓女兒給兒子換媳婦，沒女兒的就沒轍了。我姑奶奶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姑爺曾經當過八路軍，解放後當教師，反右時成為右派，只得回農村幹活。他家也是富農。姑奶奶一共生了五個兒子，我的大表叔和二表叔是60年代前找上的媳婦。到了70年代，三表叔年歲不小了，總也找不上媳婦，後來就找了一個有點傻的女子。三表叔是農村中非常精明而又能吃苦耐勞的人，可惜，生下的兩個兒子智商非常低，看來是遺傳了他母親的基因了。我的四表叔和五表叔，人長得都不錯，到了年歲，連三表叔那樣的傻媳婦都找不上了。後來就去闖了關東，成了盲流人員，設籍在黑龍江省的一個小山溝里。那裡也許是天高皇帝遠的原因，相當一部分人是從關內搬家去的富農們，政治空氣一點也不濃。富農們多了，誰也就不用歧視誰。四表叔和五表叔都在東北找到了媳婦。改革開放以後，帶著妻子兒女又都搬遷回來了。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我們縣四十萬人口，錯劃的富農成分達到了七百餘戶。我們鄉里有一個村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被劃成了富農。粗略地統計，一個縣的地主富農就有四五萬人。我真不敢想像，如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晚上五年，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換親或轉親，不知有多少富農的後代要斷子絕孫，不知有多少人會逃往天高皇帝遠的東北山溝里，不知人世間還要產生多少悲劇。
農村不再講成分了，我大姑家的二表哥和表弟，隨著形勢的變化，沒用換親就找上了媳婦。不但是我大姑家，過去所有富農的後代，也都陸續地找上了媳婦。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四期，201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