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有「火爐」之稱的重慶，天氣已經熱起來，濕熱的空氣讓人感到沉悶。抗日戰爭勝利已近兩年了，安厝在重慶浙江亭墓地、物理教育學家何育傑教授的棺柩，由夫人王旦文護送，自四川重慶遷回到他的故鄉浙江慈谿進行安葬。此時，離何育傑辭世業已八年有餘。時任蔣介石首席秘書、侍從室主任的陳布雷，特為何育傑撰寫了「何君育傑墓表」[1]，簡要地概括了何育傑的一生。陳布雷和何育傑有何關係？為何由他來撰寫何育傑的墓表呢？
何育傑（字吟，1882—1939年）一生從事教育工作。他曾經留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學習物理學，回國後，先回京師大學堂任格致科教習，後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是北京大學第一任物理系主任。1935年，物理學家嚴濟慈（字華庭，1901—1996年）評價何育傑「是中國最早而最好的物理學大師」，讚揚其誘掖有方，始終不懈。1914年，何育傑在北京大學主編的物理學教材為中國首批自編大學用物理學教材。由於何育傑過世較早，大部分國人對何育傑並不了解，甚至很陌生，點滴往事淹沒在紛雜的歷史長河中。何育傑最為知名的是，1939年中國科學社為了紀念何育傑而設立的「何吟教授物理學紀念獎金」，這個紀念獎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為物理學設立的重要獎金。由於舊中國戰亂不斷，何育傑教授物理學紀念獎只辦了兩屆，難以為繼，不得不停止。何育傑在中國物理學教育中以及北京大學物理學系、東北大學理學院的建設中有著重要的貢獻。然而，何育傑的資料以及歷史記錄較少，記述難免魯魚亥豕。由於陳布雷（本名訓恩，字彥及，1890—1948年）擔任過蔣介石的首席秘書，號稱蔣介石的「文膽」，地位特殊，不言而喻，具有更多的回憶文章和文獻史料。何育傑和陳布雷有較為特殊的關係，通過對陳布雷史料的研究，從中可以獲得部分何育傑教授的歷史記錄，以作為補充，加深對於這位篳路藍縷、物理教育開拓者的認識，也是對於教育家何育傑的紀念。
中國是人情社會，人們的社會活動多以家鄉為依託建立較為私密的朋友圈子，並維繫一生。何育傑與陳布雷人生軌跡多有交集，首先他們是同鄉，又是校友、同事，最後發展成連襟，又以相同悲劇的形式謝幕人生。
同鄉
浙江慈谿縣瀕臨杭州灣，交通便利，具有濃厚人文傳統和歷史文化底蘊。歷史上，慈谿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點，具有「青瓷」「圍墾」「移民」三大地區性傳統特色文化。
陳布雷祖籍慈谿西鄉官橋，其父經營茶葉。在早期，陳布雷受堂哥陳訓正（字屺懷，1872—1943年）的影響頗深。陳訓正是寧波著名的報業家和教育家，革命黨人。1910年，由湯壽潛（字蟄仙，1856—1917年）出資成立了《天擇報》，成為同盟會在上海的一個重要輿論宣傳陣地，也是辛亥革命時期在上海地區深受讀者歡迎的報紙之一，陳訓正任社長兼總編輯。陳布雷中學畢業進入《天擇報》做記者，並以「布雷」筆名寫作評論，而受到廣泛關注。
何育傑祖籍慈谿縣慈城鎮，與陳布雷相隔也不過二三十里地。父親何麟祥，曾中舉人，做過知縣。何育傑11歲失怙，15歲中秀才。1898年，何育傑入寧波中西儲才學堂讀書，是該校的第一批學生。儲才學堂辦學宗旨是廢舊科、立新學，學習外文、西方科技知識，這在當時還是很新式的。該校第一任監堂（校長）兼總教習楊敏曾（字遜齋，1858-1939年）也是慈城鎮人，是當地名儒。
1899年，陳布雷與楊敏曾的長女楊宏農（楊品仙）訂婚，1909年成婚，楊敏曾成為陳布雷的岳父。
1900年左右，楊敏曾辭去儲才學堂監堂之職，北上京師大學堂任教。1901年何育傑因學習成績優異，舉薦進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習（因義和團運動，1902年入學）。清政府建立師範館的目的，就是先造就一班師範人材，作為今後儲備之用。與何育傑同為一期同學，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俞同奎（字星樞，1876—1962年）回憶稱：「我們每月有月考，名列前若干者，都有獎金。數目雖只數元或十數元，但我們大半都是外省來的窮學生，有這筆進款，月間零用，時有著落。」查京師大學堂檔案可見，總務處為1904年9月月考各學生發放應得獎金名單，何育傑為最高，排名第一，得十元。從中可以窺見何育傑在校期間學習非常用功，成績優異。1904年，京師大學堂派出16人到歐洲遊學，何育傑赴英國曼徹斯特學習物理學，從此走上答疑解惑的物理學教育之路。楊敏曾是何育傑的老師，想必1901年何育傑進入京師大學堂會有楊敏曾的影響。
1904年，儲才學堂改名為寧波府中學堂。1906年，陳布雷17歲轉入寧波府中學堂，二月後，由於學潮退學。
同事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結束了清王朝統治。由於時局混亂，幾位在北京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慈谿教師回到了故鄉，主要有何育傑、葉叔眉、陳季屏、何璇卿等，由於寧波地區小學畢業生人數漸多，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公立學校都處於停課狀態，許多學生面臨失學。於是他們呼籲和推動當地富商與紳士建立一所新學的私立學校，以促進當地的學生入學。他們的意見，得到了陳訓正、趙家蓀、錢保杭等慈谿名流的響應，1912年2月，建立了效實學會（即校董會），3月創辦了效實中學，爭取「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效實」之名，取自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物競天擇、效實儲能」。效實中學，聘陳季屏為校長，何育傑、陳布雷、何璇卿、葉叔眉等14人為教員。效實中學首批學生62人，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關係融洽，一如家人父子兄弟。百餘年來，效實中學逐漸成為寧波的名校，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學生。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屠呦呦，就曾就讀效實中學。
建校之初，何育傑教授英語、物理和數學，而陳布雷教授英語、外國歷史。由於何育傑在京師大學堂還兼著教職，所以他並沒有在效實中學任職很久。陳布雷則在效實中學教書多年，在1917年，還擔任校長一職。在效實中學教課這一時期，何育傑和陳布雷有了較長時間的接觸。
連襟
根據《陳布雷回憶錄》記載，1917年，陳布雷和林黎叔等人，成立了「兒童公育社」，收自襁褓到十餘歲的孩子入園，教孩子識字、運動、讀書，頗似今天的幼兒園。他們聘請了寧波靜海鎮的王旦文女士作為教師負責照看孩子，社內的兒童最多時共有十四五人。
王旦文也是大戶人家，師範畢業。1919年，陳布雷的妻子楊宏農產子病逝，陳布雷三個孩子無人照看，曾暫時託付給兒童公育社進行撫養。
王旦文後來嫁給了何育傑，沒有資料提到他們何時成婚。何育傑有過一次婚姻，第一個夫人馮氏，生育九個孩子，可惜的是，只存活了兩個，大女兒嫁給了慈谿的教師錢鴻籌，不幸也在婚後早逝（資料來自《何君育傑墓表》）。或許因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對何育傑的身體和精神產生過不良的影響。
1921年陳布雷在滬《商報》工作。經何璇卿介紹，11月，陳布雷與王旦文的妹妹王允默在寧波舉行婚禮。何璇卿是何育傑的叔伯長輩，也曾在陳布雷之前擔任效實中學的校長，在慈城也算是德高望重的學者。婚後，陳布雷與王允默定居上海。1916年，王允默從舊寧屬縣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寫得一手好字，能歌善舞。儘管王允默個子不高，相貌一般，但從陳布雷的日記以及王允默後來寫的紀念陳布雷的文章中，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婚後生活和諧美滿，心心相印。王允默在悼念陳布雷的文章中寫道：「嗚呼布雷，君之於我，猶如明燈，亦類指南，而今明燈殞落，南針墜毀，我這一葉孤舟，面臨汪洋，將何以續航？」表達了思念之情。何家、陳家和王家都在慈谿，是同鄉，文化、語言、習慣以及朋友都相互熟悉。自此，何育傑與陳布雷成為「一家人」，兩家之間相互走動和照應。
辭世
何育傑身體孱弱，患有神經衰弱症，長期失眠，因此，他在1927年和1931年分別辭去北京大學和東北大學的教職，長期養病，而未能繼續從事教育工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1936年5月，何育傑出任民國政府交通部參事。陳布雷的日記對此也有記載：「是年吟兄應俞樵峰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攜眷與余家同寓於南京頤和路。」當年，民國政府交通部長俞飛鵬（字樵峰，1884—1966年）與陳布雷、何育傑都是故交。俞飛鵬生於浙江奉化，是蔣介石的堂哥。1906年他從奉化來到寧波，考入寧波府師範學堂，並於1908年畢業，回鄉做了小學體育教員。寧波府師範學堂成立於1905年，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師範學堂，創建者之一正是陳布雷的大哥陳訓正。據《何君育傑墓表》所載，何育傑「以故舊招要，任交通部參事半年，盡瘁職事，異於常僚」。儘管從表面看，何育傑任交通部參事是交通部長俞飛鵬的主張，但是，這項任命或許有陳布雷的影響。何育傑要到政府部門裡任職，事先不可能不與他進行籌劃。何育傑長期居家修養，並無生活來源，陳布雷勸說何育傑出來，或者何育傑自己希望出來工作，在政府任職，也屬人之常情。據史料以及回憶所見，陳布雷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對子女、親屬，都非常嚴格。他是總統府侍從室的主任，又是蔣介石的秘書，為了避人閒言碎語，陳布雷不便直接參與此事，而是通過俞飛鵬來做這個人情。何育傑一直做教育工作，接觸的都是知識分子和學生，又居家修養多年，進入官場，繁文縟節，人員複雜；其次，當年中日軍隊相互摩擦，抗日戰爭一觸即發。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的抗日戰爭爆發。軍隊的調動、人員的撤離，交通的協調工作陡然增加，想必交通部門的壓力何育傑必定難於應付。1937年8月，何育傑請辭交通部參事一職，由陳布雷的貼身副官陶永標護送至杭州。從交通部的任命來看（《交通公告》第771號，交通部令第258號，1936年5月23日），何育傑在交通部的任職有一年零三個月，並非是半年。
陳布雷與何育傑一樣，也患有長期失眠症。
陳布雷在日記（1936年1月9日）里提到：「致吟兄一函，詳告到杭後之病狀，以神經衰弱，病之痛苦，非身患者不能知。驟視容色，固不殊於常人，吟兄所患，與我正同，非彼無能知余者，特恐愁人說向愁人，益增彼之感慨耳。」[2]
1936年1月10日，又「接上海長途電話，吟兄聞余病狀，極不安，囑旦文姨氏力勸予切不可勉強扶病入京，宜再續假，全痊後再往。余此次之病，友人及同事多以表面觀察，斷為尚輕，獨吟兄關切如此，信乎同病相憐之語為不虛，而神經衰弱患者之所以痛苦無告也」。
一方面，反映了何育傑和陳布雷之間的關係非常融洽，相互關心；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都有神經衰弱的病患，成為他們日後辭世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何育傑的死因，陳布雷的日記（1939年1月19日）有較為詳細的描述：「吟兄在余寓所，以驚憤失常，突發生厭世觀念，服寧神藥過量，殆次晨發覺，醫治無效，竟爾逝世，客中遭此慘變，悲敢不可言喻。」[3]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後，上海淪陷。何育傑一家和王允默一起遷移避難到四川重慶。在重慶，敵機經常轟炸，生活困苦艱難。何育傑的兒子又不幸患肺炎病逝在逃難的路上，這讓何育傑異常傷心，產生了厭世的念頭。何育傑的辭世，也給了陳布雷精神上非常大的打擊。
何育傑辭世後，親友在《大公報》（1939年1月21日第一版）等有社會影響的報紙上發了訃告。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0年後，陳布雷也以相同的方式結束了生命。他在給自己妻子的遺書中，還提到「蹈吟兄之覆轍」以及對於王允默與王旦文姊妹兩人孤苦伶仃未來的擔憂。
注釋：
[1]陳布雷：《何君育傑墓表》，張競天編《陳布雷集》，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157頁。
[2]陳布雷：《陳布雷日記選》，《民國檔案》1988年第1期，第18頁。
[3]陳布雷：《陳布雷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頁。
《炎黃春秋》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