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一些地方重現類"文革"現象，有人甚至發出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以至於人們頓生疑惑：悲劇真的會重演嗎？
"文化大革命"過去48年了。那不僅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場悲劇，也是20世紀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
然而，近些年來，在人們對那場悲劇記憶猶新、銘心刻骨的同時，一些地方重現類"文革"現象，有人甚至發出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以至於人們頓生疑惑：悲劇真的會重演嗎？
偌大中國社會，芸芸眾生中有人企圖重蹈覆轍、捲土重來，不足為怪。
問題在於，如果背離大多數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文革"主張會不會成為現實？坦率地說，這並不是一個杞人憂天的問題。
制度弊端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
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承認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發動起來的。
揭開"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罷官》，是毛澤東親自支持甚至策劃的；
發動"文革"標誌的"五一六通知"，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起草並經他多次修改的；
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是毛澤東下令登報並廣播傳遍全國的；
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是毛澤東親手寫下的；
席捲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是毛澤東一手支持的；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指示，是毛澤東作出的；
展開"全國的全面階級鬥爭"的號召，是毛澤東發出的……
總之，從"文革"初期，直到"文革"末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無一不是毛澤東主導。
黨內外一批激進派、野心家和各色投機者固然是"文革"的基本政治力量，但是，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和倚重，這些人不可能那樣興風作浪。
"文革"既是一場矛頭對準黨政軍元老和各級官員的政治動亂，也是一場挑起民眾自相戕害的人道主義災難。
據官方統計，在這場運動中，直接受到誣陷、迫害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有425人，受到迫害的達72700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4274人；
包括受牽連者在內，全國上億人受害，占全國總人口的九分之一。
問題在於，一個擁有一大批黨政軍元老和幾千萬黨員的執政黨，一個人口八九億的大國，為何無人能避免這場延續十年、株連億眾的政治動亂和人道災難？
僅從毛澤東個人尋找答案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決議"就曾經指出，如果僅僅歸咎個人，是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的。
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不易肅清，種種歷史原因又使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未能制度化、法律化，或者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
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
這一結論表明，制度的弊端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
1949年以來，中國建立起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其特點是縱向逐層收權，而各個層級的權力又集中於"第一把手"，最終集中於領袖個人，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
這種體制的根本弊端，在於缺乏分權，不能形成制約和平衡機制。整個體制的運行，從決策到實施，主要取決於領導者個人。
領導者個人意志，可以左右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和一個部門的政策走向和實施結果。
一旦領導者個人意志出現嚴重偏差，除非領導者個人做出調整，執政黨領導集團以及各級組織因為不能加以制約，很難及時糾正。
1949年以來，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人為的政治和社會災難，從"反右"到"大躍進"，概莫能外，而"文化大革命"不過是走到極端罷了。
1970年12月，毛澤東對來訪的斯諾說過一句話：
"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
他不會想到，這句被他反話正說的話倒是一語中的，經典而形象地點出了中國當代政治體制的弊端。
集權型體制，從根本上說，與人類文明主流、與建設憲政國家的理念和目標背道而馳。
憲政的本質，說到底是還權於民；而政府必須受到監督和制約，它不能享有超出於公民整體權利之外的任何權力，更不能凌駕於公民之上。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文化大革命"中，公民權利更是受到嚴重侵犯和損害甚至被剝奪。無論精英階層還是底層草根，多少人在這場浩劫中被抄家、批鬥、毆打、關押、下放、勞改，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以致命喪黃泉，上演了難以計數的人間慘劇。
惟有政改才可解憂
1980年8月，義大利記者法拉奇訪問鄧小平，她不無顧慮地問道：她看不出怎樣才能避免或防止諸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可怕的事情。
鄧小平回答：
"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的一些制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包括個人迷信、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制。"
就在這個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設想和主張。
他在闡述主張時，特別說道：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
顯然意有所指。
幾十年過去了，政治體制的改革不能說毫無進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設計過改革政治體制的藍圖。但是，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是滯後的。
原有的一些根本弊端，比如鄧小平指出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遠未解決；
他所列舉的那些表現和危害，諸如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還是相當普遍。
至於距建設法治國家、全面實現憲政的根本目標，更是有著相當遠的距離。也就是說，產生"文革"的體制性基礎尚未完全解構。
近些年來一些類"文革"現象沉渣泛起，一些"文革"遺老重出江湖，一些"文革"遺少搖旗吶喊，一些少不更事者忘情跟風，更說明"文革"仍有一定的土壤和溫床。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人們，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僅有必要性，而且愈來愈有緊迫性。如果不及時提上日程，不僅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的成果不保，公民不能真正行使權利，而且社會將倒退，退回到"文化大革命"也未必完全不可能。
韓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