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開始，發生了被稱為「清華附中模式」的校園暴力。一個學生在當天的日記里記述：「幾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帶、竹條猛抽。」清華附中的幾乎所有領導和老師都被打。挨打最厲害的是萬邦儒和劉樹華。萬邦儒作為頭號「黑幫」校長，打得遍體鱗傷，內臟出血。但劉樹華只是一個兼任團委副書記的物理老師，由於以前學校對他感情生活的材料傳出，不堪輪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煙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擴大到學生。最嚴重的是幾個高知平民出身的紅衛兵的宿敵。「大多數人原來都是一派。許多人為拯救自己，只有拼命打，以此表現『反戈一擊』『劃清界線』」。高二女生郭蘭蕙服毒自殺。紅衛兵創始人之一後來回憶說：「暴民狂潮一旦捲起，就不是幾個個人所能控制的，更何況這個狂潮的背後有著強大的政權力量的支持或縱容。」清華大學校長、高教部部長蔣南翔在西單家中遭二龍路中學紅衛兵毒打。目擊者說，紅衛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銅頭皮帶抽他的後背。打了一陣，掀起他的襯衫說背上的條狀傷痕分布不對稱，接著又抽打傷痕較少的半邊。
鄭義說：「在那個燠熱的『紅八月』，紅衛兵們用皮帶棍棒活活打死了數千市民，並代行國家行政權力，發布通令，把十萬市民驅逐到鄉村。……世界史上著名的『砸玻璃之夜』，那些德國的青年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燒書嗎？還是我們中國的氣魄大，上來就殺人。」8月27日，在北京寬街小學（在市中心），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時遭到毒打，兩天後死亡。連小學生也成為兇殺犯，可見「紅八月」暴行已瘋狂到何等地步！
9月5日，當時領導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一期《簡報》，標題是《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紅衛兵半個月來戰果纍纍》。其中說，到8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10月9日到28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出的《參考材料之四》，題為《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紅衛兵打死1700多人，沒收私房52萬間。作為紅衛兵的功績和「文革」的成果。當年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林彪為其題詞。展覽把「八一八」大會毛澤東佩戴的紅衛兵袖章當作革命聖物展出。展覽還高度讚揚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橫掃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可見紅衛兵血腥暴力的迅速蔓延是有來自上面的煽動和縱容的。
6.清華附中被趕出「文革」核心舞台
運動一開始，中學生紅衛兵當了「文革」先鋒。大學生有的觀望，有的躍躍欲試。清華大學也是這樣。早在工作組前，清華大學一批幹部子女醞釀反對校黨委，和清華附中紅衛兵就有來往，彼此成了戰友。他們在中學弟妹面前顯得很謙虛，說「我們比不上你們。我們要學習你們的造反精神。」後來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組織也大都採用了中學組織的名稱「紅衛兵」。在「文革」發動階段，大學生好像甘當中學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釋成大學生比中學生更世故。後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9月，「大串聯」開始，清華附中已經不再是紅衛兵運動的核心。革委會決定：讓紅衛兵到全國去傳播火種。清華附中成了空巢和外地學生「朝聖」的接待站。10月紅衛兵回到北京後，形勢已經大變。大學生開始登上「文革」的舞台。進入秋冬，生存問題嚴酷地擺在了紅衛兵的面前。8月興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學紅衛兵們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那裡集體失寵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為代表的大學生組織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以及他們的中學僕從。
原來紅衛兵一統天下的清華附中也出現了內部權力紛爭，產生了派別，以平民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如「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井岡山紅衛兵」等）一般被稱為「造反派」。造反派和以主張血統論的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產生了衝突。造反派批判貴族紅衛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過，造反派在狂暴行為方面並沒有什麼改進。在他們的統治下，學校幹部和老師受到新的虐待，發生了新的自殺事件。以後包括武鬥在內的種種暴行都是與造反派分不開的。清華附中各派後來輪流掌權，也只是在「紅衛兵」後註明派別。但派系的更迭並沒有使校領導逃脫厄運，輪流掌權的各派紅衛兵對學校領導的批鬥成了各派表現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競賽。
進入1967年，上面的態度發生了逆轉，1月號紅旗雜誌社論明確把以高幹子弟為主的紅衛兵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定為反動組織，因為「聯動」貼出了反對「文革」、批評毛澤東的大字報。於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鬥和抓人的事件。「聯動」設在北京101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師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學校等校園內的據點先後被摧毀，在軍隊的配合下，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把一些紅衛兵頭目非法捕走。1月25日下午，公安部與「三司」紅衛兵配合，調集了三萬多名人員，武力拔掉了「聯動」的最後一個據點——八一學校。此後，北大附中紅旗女將彭小蒙寫信給毛澤東為被捕的紅衛兵們申述冤狀。幾位元帥也批評抓這些孩子的行為。毛下令放人。並說「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組和江青。4月22日，所有以「聯動」名義被抓坐牢的紅衛兵都被無罪釋放，並得到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接見。江青說了一番安撫的話，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陳伯達警告這些紅衛兵不要依仗高幹特權而脫離群眾，搞打砸搶。
7.後記
清華附中的導火線作用只維持了大約一百天。「文革」後期上面來了個「大翻個兒」。無論是「奉旨造反」、「越旨造反」還是「趁機造反」，一律被鎮壓清算，什麼反都不能再造了。毛主席一揮手，不論是失勢的高幹子弟、「黑五類」子弟、還是平民子弟，都隨著上山下鄉的浪潮，離開了被砸爛的校園，遠遠地去了廣闊天地。一位深受紅衛兵迫害的高知子弟說：「留在城裡，天子腳下，會有什麼好果子吃嗎？那是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的第一次政治大失敗。這種失敗感隨我們流放到鄉村，造成了一種群體性的批判性思維。」很多高知子弟自己寫血書去最偏遠的農村，想通過實際的鬥爭，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而且幾乎沒有想下去後還是否能夠再回來。整個一代城市青年都被發配到農村。在「知識青年」的名稱下共同面對黃土背朝天時，以往的改天換地的偉大理想和所向無敵的暴力鬥爭成了過眼雲煙。他們的心靈在大山中，草原上，田野里，承受了徹底的「再教育」。
十年後，當「文革」的瘋狂失去了魔力，群體理性漸漸恢復，鄧小平恢復高考。一夜之間，無數蹉跎了最佳的學習知識的時光的「知識青年」們，重新回到同一條希望的起跑線。家庭成分和意識形態逐漸失去了對個人命運的轄制。當年被紅衛兵所痛恨的教育制度和學習環境，成了幾乎所有知青不顧一切要極力找回的「天堂」。
那以後，清華附中又恢復了以往的教學秩序。我1979年入學時，學校里已經沒有了高知、高幹、平民子弟的劃分和對立。不論住校的和走讀的學生，都和睦相處。對老師和領導也尊重有加。幾乎沒有人問及、提到1966年的那段歷史。四季交替，讀書聲依舊，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人類群體的記憶，尤其是對痛苦的記憶總是很短暫的。
有趣的是，經歷過紅衛兵運動清華附中學生中出現了三個作家：為紅衛兵命名的張承志，深受紅衛兵運動之苦的鄭義（原名：鄭光召）和在插隊時患病致殘的史鐵生。雖然這三位作家在紅衛兵運動中的際遇迥異，但是他們都因著這一段劇烈的人生衝擊，激發了對人類心靈的深層反思和探索。張承志寫了《心靈史》，史鐵生寫了《靈魂的事》，鄭義寫了《招魂》。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飽受火的洗禮的圓明園似乎仍然在等待著更多仰望星空、求索真理的心靈。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