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較熟悉而心儀的兩位文化批評大師，也談到他們因僑居（expatriate）而產生的"文化邊緣"經驗。一位是英國文化研究巨擘霍爾（Stuart Hall），他的原生地為英屬牙買加，年輕負笈英國牛津大學以後長居未歸，他鄉終於變故鄉，一個黑人漂泊在白人的殖民帝國成為"移民的知識人"。他晚年以人類學家的"熟悉的陌生人"自況。他說：
我接受殖民教育，從內部了解英格蘭，但我不是也不會是"英格蘭人"。我熟知兩個地方，卻不全屬於其中一個。這正是：離散的（diasporic）經驗，遠得可以體會放逐和失落的感覺，又近得了解那種一直推遲的"到了"（always-postponed"arrival"）的困境。（Chen,1996, p.490）
其實，英國文化研究靠湯普森（E. P. Thompson）、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霍爾等幾代激進知識人，從馬克思主義的邊緣位置，在戰後數十年向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爭鋒，甚至和有血緣之親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派論辯，逐漸蔚然成蔭。威廉斯出身威爾斯寒微的鐵路工人家庭，回想二戰結束後他在劍橋大學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文學作品，為學界建制主流所排斥，只能窩在成人教育的課程開班。數十年後，英國文化研究不敢說已經從邊緣進到中心，至少在學府內部的地位相當穩固，不必再受到質疑。但英國文化研究內部畢竟複雜、多元而開放，風格各異，且仍不斷在發展中，不是一個完成或固定的成品。
另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籍文化批評大家薩伊德（Edward Said）。他以《東方學》（1978）、《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聞名於世，改變了許多文學與文化批評、歷史、後殖民分析和社會科學的徑道。他的自傳居然以《鄉關何處》（Out of Place，1999）為名。薩伊德在《知識人論》(Said,1994)特辟第三章，頌揚"知識的流放：僑居者與邊緣者"。他這樣形容"流放"（exile）：
這個狀態就是永遠不能全面適應，一直置身在當地人熟悉的談話圈之外，往往避免甚至厭惡那些象徵順應（新環境）和（在新）國家取得安樂的東西。從形而上說，知識人就是不安，動，一直覺得煩躁，也使人煩躁。（頁53）
薩伊德《知識份子論》，形容流放的邊緣感是持續不斷避免進入安定、順應處於焦躁不安的跨界狀態。（取自麥田出版）
他說這種流放的邊緣感是"正面的痛苦"(positive anguish)。他以法蘭克福學派大師阿多諾為例，一生堅決不妥協，把流放的痛苦化為批判法西斯主義、列寧專制主義和美國消費主義的動力。我二十多年前初讀薩伊德在BBC演講的這部薄書，即深受鼓舞，如今為了寫這篇短文重溫一遍，其感動不減當年。我特別提出霍爾和薩伊德，是因為在作者的訪談中，學者們隱隱約約都有那種"邊緣"想像——不論在異國或回到華人文化圈——的騷動，於其心必有戚戚焉。倘不設法喚醒靈魂深處的心理因素，這種隱藏的悸動恐怕真的說不清楚，所以在未來的訪談中可以展開系統的討論，連點成線，可望挖出精彩的智慧。
（二）跨文化
薩伊德的"正面的痛苦"何所指？他主要指三點（Said,1994）：其一，流放、僑居、跨文化的邊緣人不會把任何事情視為當然，不會孤立看待問題，而是如古典音樂的"對位"思考，把不同的文化觀點並排，形成"雙重視野"。其二，邊緣人知道事情不是命定的，不是固定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在具體歷史經驗和脈絡中逐漸形成或發展的，所以邊緣知識人的態度總帶著"反諷的，懷疑的，甚至開玩笑的，但並非不相信一切"。其三，從中央的權威體系解放出來，走出常規、慣例、舒適圈和固定的範式，邁向創新之途。
這裡，恕我貪婪無厭，建議作者在將來的訪談中探討有跨文化背景的學者如何"對位"或"並排"兩種以上的文化觀點。本書內各學者無不經過這種雙重思考的過程，但何妨要求他們進一步反思，把習以為常的實踐帶到更自覺的層面，必定深具啟發的意義。
中心與邊緣是社會和心理的建構。主流的學者在"心理上"也可以把自己放在邊緣位置另類或換位思考。近幾年，我十分欣賞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2011）、《何為中國》（2014）和《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三部書，取徑和洞見都與正統的歷史書寫截然異趣。他還在復旦大學推動以周邊國家（韓國和越南）用文言漢語撰寫的文獻為"他者"，考察歷史中國。還聽說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成立"域外漢籍中心"，也在文學界開風氣之先。在本書的訪談中，德國學者阿斯曼夫婦合作研究"文化記憶"，為跨文化研究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楊（先生）是埃及學家，從發掘文物和解讀文字描述古代文明傳承的符號意義，而阿萊達（夫人）則專攻英語文學，以此體系分析現代文學（包括德國、東歐、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亞）背後的歷史內涵。
英國建築師格雷說，他們在設計香港滙豐銀行大廈時，吸收大量風水師的建議。一般人誤以為風水是迷信，其實是傳統經驗結晶的堪輿學，注重氣候、朝向、陽光射入的角度和建築流線，保持人類與建築甚至自然界的平衡和諧。美國建築大師蓋里也讚揚中國文化的天、空和五行元素（金木水火土）具有詩意，所以他學中國書法、捲軸和寺廟設計，以取得外觀和細節的靈感，使自然世界和人工建造的世界交互啟發。對比之下，如今中西醫結合的理念是普遍為人接受的，然其結合的進程顯然遠落後於建築。醫學病疫史學者劉士永說，中醫治理非感染性疾病（如"三高"、不孕、體質虛弱）也許頗有效，針灸也在國際踏出一步，但中醫尚未吸納"細菌"的概念——這是醫學科學發展的實證基礎——醫物和治療論證仍難通過西方標準的雙盲測試。建築和醫學跨文化融合的程度不同，是否出自宇宙觀、知識論或是方法論的異同？
象徵地方/國家/全球視野交涉的是日本鈴木利賀劇團。該團創始人兼導演鈴木忠志1976年把劇團帶到日本西部偏遠落後的利賀村，因為那個村子保留傳統風物，最不受都市的影響。鈴木在日本傳統農耕生活和藝術方式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歐洲的新藝術形態，他的作品批判戰爭和現代性對人類的壓抑，推崇"動物性能源"，以人體在露天自然表演。他要發展的不僅是日本人可以接受，也是世界都能接受的作品。該團現在獲得國際聲望，各大城市和國際藝術節主動邀約不斷，而日本國內觀眾看戲則以隨喜方式付費，甚至不付費也可以。這真是跨文化交流與融合最有啟發的案例，何以致之？民族風格和跨國的"世界品味"如何辯證互動？跨文化交流與鈴木的世界（cosmopolitan）精神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值得展開嚴肅的學術探討。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作者的訪談如一道"前菜"，尚待將來有人端出"正餐"。這部訪談錄最大的貢獻何在？我認為即在於讀者嘗一臠而想知全鑊，這是學者型記者的社會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