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其書
《遠見》呈現的文化大觀，分內外兩編："內編"有十一篇，以華裔學者和作家為主；"外編"有十篇，遍及美英德法日等國人士；另有"編外"三篇。
"內編"是兩類文史交叉的華裔人文學者：一類是專業歷史學家，包括楊照（公共歷史）、王泛森（思想史）、白謙慎（藝術史）、劉士永（醫學病疫史）；第二類包括以文學為業的作家（白先勇、哈金、張翎）和學者（小思、黃子平、錢鎖橋），然而他們在本書談的還是以歷史書寫為主，例如白先勇寫家族史，哈金寫李白，錢鎖橋寫林語堂，而小思則是寫香港文學史的一鱗半爪（包括遷徙南下的作家）。再以生長背景和養成教育來說，他們涵蓋了文化中國的大陸（白謙慎、哈金、張翎、黃子平、錢鎖橋）、台灣（楊照、王泛森、白先勇、劉士永）和香港（小思）地區。他們幾乎都有留學美國的背景（小思留日），多人曾經在美國大學任教，所以都有豐富的跨文化經驗。
"外編"是趁外籍人士因公訪華之便所做的訪談，範圍比較多樣，主題自難統一，但大體上仍以歷史為主軸：專研中國歷史的周錫瑞(美)、魏定熙（美）和巴斯蒂（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納爾遜（美），以及研究埃及學和文化記憶的阿利曼夫婦（德）。此外，作者還訪問日本舞蹈藝術家鈴木忠志、兩位建築師格雷（英）和蓋里（美），以及一位美國大學校長施萊賽爾。
這些精彩的訪談，我無法在這篇讀後感詳介，一則避免喧賓奪主，二則力有未逮。我打算環繞三個比較有普遍意義的相關問題略陳管見，包括：（一）中心與邊緣；（二）跨文化；（三）跨界。
（一）中心與邊緣
香港之於中原，在地理上是邊緣對中心，歷來中原文士過港（例如1927年魯迅三次過港），總輕蔑地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除了地理因素，這也是人類學家所謂以"大傳統"看待"小傳統"的普遍態度，以今日的語言來說，這種反應不無"文化霸權"的意味。這可能是小思致力編寫香港文學史的原因之一。黃子平從北京到香港任教十七年，反觀北京文化界的今昔，角度自然不同。中心與邊緣牽涉話語權力的支配。白先勇以個人的力量為他的父親立傳，在某個意義上何嘗不是面對官方話語，為白崇禧將軍洗冤辯誣？
白先勇（右）出版"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與共同作者廖彥博（左）受訪。（資料照，顏麟宇攝）
然而，中心與邊緣的文化權並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文化地理學家柯廷（Curtin,2015）提出"媒介首都"（media capital）的概念，說它們多半集中在鬧哄哄的港口，嘈雜無序，但面向國際，文化多元，往來混雜，吸引了有創造力的移民，而且資源充分，有利於製作和分配影視節目。政治首都往往受到檢查制度和侍從關係的掣肘，反而很少變成"媒介首都"。例如印度的"媒介首都"在孟買，不在德里，政治中心可能是大眾通俗文化的邊緣。（後現代主義者說"邊緣顛覆中心"，故而引出"中心即邊緣，邊緣即中心"的命題。此說也許有幾分道理，但必須具體分析，不能淪為空洞而響亮的口號。首先要界定何為中心，何為邊緣；其次要釐清中心與邊緣的關係；然後才能看在什麼"條件"下邊緣有顛覆中心的"可能性"，既然是"可能性"就不是"必然性"了。）
我更關心的毋寧是文化人"心理上"的邊緣位置和邊緣想像。白謙慎說："文科學者的工作基本上是靠時間堆出來的。"難怪他自美國回歸浙江大學任教多時，卻未暇遊覽西湖；他做文化藝術史需要常和鑑藏家交往，數十年自信守得住"清流"的專業尊嚴，這些都必須有自甘邊緣、耐住寂寞的定力。書中的學者們各自安頓在一個世界的角落，坐冷板凳數十年，甚至一輩子，默默從知識探索的過程中獲得極大的滿足與樂趣，幾乎與世俗的名與利絕緣。
如前所述，"內編"華裔學者幾乎都有留美的背景，他們都是自願追求更好的學習和工作機會，而不是因為戰爭或災難而亂離，也不是因為局勢所逼而流放。縱然如此，這種"夾在多文化之間"（in-between cultures）掙扎的實存經驗，我相信會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文化邊緣"的想像。兩種文化的衝擊終將互相豐富，但個人在不斷抉擇和不斷解困的過程中必然面臨不斷的矛盾，有時不免懷疑自己是否兩頭不到岸，這種焦慮與煎熬是許多人共有的切身體驗。文科學者無法也不願犧牲其所來自的文化或社會關懷而全面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邊緣想像自然更加濃烈。以我長期在美任教的經驗，曾經慨乎言之：
他們的問題也許"不完全"是我們的問題，我們的問題幾乎"完全不是"他們的問題。我們侷促在全球學術市場的邊緣，既不願隨著他們的音樂指揮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們平等對話，如何是好？（李金銓，2019，頁164）
這份邊緣感是文科學者的"共業"，唯社會科學學者尤甚。人文學科資格老，分工細，中國的人文傳統源遠流長，設若有人願意研究唐詩的道家思想或明清江南經濟史，其合理性沒有人會挑戰，儘管這個學術社群在美國的強勢文化版圖中是很小的。然而，社會科學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不是中國固有知識傳統的一部分；新興的美國社會科學大致以實證主義為主流範式，經常以理論共同性抹煞文化特殊性，無論選題、預設、方法和世界觀，西方都有凌駕海外的力量。
在邊緣位置傾聽內在清澈的聲音，不必附會或參與中心世界所流行的喧囂，也許正是創意的開始。王泛森師從余英時先生，他是早慧而成熟的歷史學者，他提倡多聽邊緣的"執拗的低音"（王泛森，2014）。錢鎖橋開始入行時，被福柯的歐洲宏大的理論殿堂所迷住，後來在加州大學圖書館遍覽之際竟邂逅了林語堂，認為終於找到了"中國的聲音"，從此與林語堂研究結下不解之緣，並以之為視窗，探討中國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重生、與西方文化融合與接軌，投射出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哈金在靜謐的美國大學校園潛心教學寫作之餘，故國神遊，回到盛唐與李白相會，仿如李白"舉杯邀明月，對飲成三人"——哈金說，李白的詩"明月直入"，明靜清澈，刺透人心，"豐富了漢語，我們的語言中仍能聽到他的語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