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跨界
誠如白謙慎所說的，一個人的知識背景和學術旅程有時候不是有意設計的。多數人不知道會在什麼機緣下對什麼發生興趣，接觸什麼師友，如何走上這條路的。我想，不管從何而來，大凡有創意、能夠推陳出新的人文學者必有高遠的文化關懷，不囿限在狹窄的專業範圍，而且隨時反芻生活經驗，化為學術的養料。
薩伊德（1994）在推崇"邊緣"之餘，接著在第四章比較"專業者和業餘愛好者"。他主要是抨擊固守專業領域的學者墨守成規，畫地自限，流於技術的形式主義，不敢逾越既有範式的雷池一步，不敢挑戰權威，不敢創新，甚至看不見狹窄專業範圍以外的問題，以致喪失知識探險的樂趣和發現新知的興奮。學界平庸者比比皆是，均屬此類。反之，薩伊德提倡的是"業餘愛好者"的精神（這個名詞可能容易受人誤解）："不為利益或報酬所驅動，而是為了熱愛大問題，對之有抑制不住的興趣；在線條和障礙之間做各種連接，拒絕被一個專門領域綁住，無視專業的限制，真心喜歡思想和價值。"（頁76）
中國傳統強調文史哲不分家，但現在中國的大學體制也採用西方知識的分類法，文史哲可以互通，卻必須分家，文史哲內部甚至還分支分流。社會愈複雜，知識累積愈豐富愈專精，學術分工必然愈細，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即使西方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早已過去，無法複製。然若分工過於單薄削細，知識割裂得支離破碎，過分強調垂直系統而忽略橫向聯繫，學科變成封建結構（feudal structure），只顧供奉幾尊神明權威，信仰某些固守的範式，坐井觀天，以為天下就那麼大，關起門來只求在技術上爭奇鬥艷，重複勞動。一味在瑣細的題目上下功夫，即使做到"精緻的平庸"的地步，還是與學術和社會脈絡脫節，借用白居易的一句詩："蝸牛角上爭何事？"這正是薩伊德所批評的"專業者"——孜孜追求世俗酬報，不敢冒險思想創新——的心態，所以才會有提倡"跨界"的需要。
"跨界"不是無機的一加一等於二，而是有機的一加一大於二，甚至有相乘的效果。當今知識爆炸，人的精力有限，"跨界"必須取精用宏，不能堆成"雜貨鋪"。怎麼"跨界"並無定法，殊途也可能同歸，我且野人獻曝，提出三個途徑供參考。第一，我剛剛在網上看到張廣達先生（2020）談學問之道，他說得很實在："要建立基本功，就是不要泛泛去讀書，應該找幾本重要的書（引者按：例如《通鑑》之於史學家）精思熟讀，念成自己的看家本領。"他又說，王國維因為早年鑽研西方文學和美學，尤其前後四次攻讀康德的哲學著作，境界自然高於干嘉時期計程車大夫。其實，陳寅恪年輕時歷經學習世界史的階段，內化成為學術資源，後來回頭研究隋唐政治史和制度史開闢新的典範。第二，美國大學普遍有副修"相關"（cognate）課程的制度，以充實知識結構。例如王泛森和白謙慎分別在普林斯頓和耶魯讀書，他們說兩校的歷史學博士課程必須副修兩三個不同的領域，而且愈不同愈好，以達到"一門深入，觸類旁通"的效果。第三，現代學術以問題為導向，一旦有了好問題，應該跟著問題走，不斷建立知識的網狀聯繫，在研究過程中探索跨學科相應領域的知識，這應該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學者都做得到的事。總之，"跨界"的道理明白，重要性不言可喻，但知易行難。寄語作者：將來"逼"學術"過來人"反思他們的實踐經驗，集思廣益，必可嘉惠後學。
傳播學者李金銓認為跨界是不斷建立知識的網狀聯繫，在研究過程中探索跨學科相應領域的知識。（資料照，風傳媒）
在結束本文以前，我忍不住還要對史料和理論的關係簡單講幾句話，因為這個主題在書中不斷出現。美國學者周錫瑞說："我們做歷史的必須跟著材料走。"這一點應該有廣泛的共識才對。做歷史不能理論先行，例如錢鎖橋發現福柯的理論套不上林語堂的中國經驗。周錫瑞寫安慶/天津葉氏家族史，掌握北京圖書館善本的葉伯英年譜、安慶十二卷本《葉氏族譜》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十二卷葉坤厚的詩集，上溯晚清，經過民國，下及1949以後，這對他來說是天大的幸運。如果沒有史料，什麼也不能寫。因為類似的個案研究不夠多，周錫瑞現時不想得出大結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歷史材料必須有"意義"。王泛森利用中研院豐富的檔案撰寫傅斯年，但他不斷聯繫傅斯年到整個文化脈絡。誠如美國學者魏定熙說："不要相信有一個簡單公式去理解"，他研究五四運動時期的北大，當然必須掌握大量的史料，但他自承受到後結構主義（尤其是法國大革命研究）關於歷史敘事、思想、話語和權力的啟示。理論可以起到照明、勾勒、暗示和比較的作用，卻不能喧賓奪主，取代材料。雖然這已是卑之無高論的常識，但材料和理論具體應該怎麼巧妙結合，還得請作者們現身說法，對學界必有重大的啟發。
周錫瑞自認，葉氏家族史晚清部分最難寫，卻容易有新鮮感；而美國讀者除清史專家以外，則覺得太平天國那一段寫得太複雜，事件太多，離得太遠。學術和文化著作在跨文化語境反應不一，這是常有的事。記得德國政黨領袖兼政治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後來出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和英國上議院議員，他的《工業社會的階級與階級衝突》（1959）以結構功能論闡釋馬克思，在英語世界比在德語世界受歡迎；但《社會理論文集》（1968）則在德語世界比在英語世界吃香，他自己在序言提到這點。我因而聯想到，莫言以荒誕見真實的小說《生死疲勞》，遇到跨文化的藩籬可能會比較低，然而王安憶入微地描寫中國錯綜複雜的家族關係，外國讀者卻未必消受得了。此乃題外話，添加一筆，聊助談興耳。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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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2020），《穿越學術絲路的不老少年：中研院院士張廣達訪談》，"世界古代史研究"微信公眾號，8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MlbinLv4aZvU88975jxg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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