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見我的朋友張先生（下稱作者）的學術訪談錄再度結集出版，並以《遠見》為書名，是《見解》的續作。作者雖年輕，卻已是中國大陸傑出的資深記者。我們結交多年，承其雅意，囑我在出版以前寫些讀後感，我覺得義不容辭，便不假思索答應了。事到臨頭卻遲遲不知如何落筆，因為他的訪談涉及縱橫廣深，往往不是我的學力範圍所能置喙的。但我感覺《遠見》的書名取得甚為貼切——如果必須找出一個鮮明的主題，那就是"遠見"，因為訪談的內容除了趣味盎然，尤深具啟發，為當今學科孤島化和碎片化帶來清新的橫向聯繫，它透露的真知灼見與生命歷程對有志青年更是思考的典範。（按，姑隱作者本名。《遠見》數年前已由出版社完成編輯、校對與排版，唯該社高層突然出事，以致許多書未能付梓，本書只是其中之一。）
（甲）其人
作者是知識型記者。他在報館編輯文化評論版以外，另闢蹊徑，與學術人和文化人從事深度訪談。這類知識性訪談目前在中國開始受到矚目，作者是其中的佼佼者。為此，容我先從傳播研究的專業角度，約略述評我對記者、新聞和媒介理解的脈絡，接著我將為作者獨特的角色與風格提出觀察，不妨視為小型的個案研究。
記者的天職是採訪新聞。從前有人說"新聞"（news）是東（E）西（W）南（S）北（N）的組合，也就是記載社會的眾生相，以致民國初年出現"有聞必錄"的說法。"有聞必錄"是對新聞本質的一種浪漫、粗糙而不實的想像。其實，清末民初時期記者的地位低落，被視為仕途失意落魄文人的歸宿。林語堂（2008）批評上海的大報"《申報》編得很濫，《新聞報》根本沒編"，因循守舊，只以一些無聊的消遣性文章充篇幅。根據他的統計，直到1922年《申報》新聞占不到報紙篇幅的三分之一，而國際新聞只是新聞的百分之四（頁146—147）。別的不說，以如此微不足道的篇幅，怎麼可能"有聞必錄"？迨至1930年以後，記者連同律師、醫生、教師開始建立職業團體意識，繼而引進美式新聞教育，新聞才逐漸成為中產白領階級的行業。其後數十年各種風起雲湧的變化，則自然無法在此詳談了。
無論世界和科技如何變化，記者和新聞媒介的注意力必然是掛一漏萬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有聞必錄"。縱然今天網路和新媒體這麼發達，提供幾乎"無限的"篇幅，也不可能做到有聞必錄，何況媒介要報導的只是"重要的"新聞。至於何謂"重要"，五十年來統稱"媒介社會學"的各種研究細緻地顯示，記者、新聞和媒介的文化生產都具有或顯或隱的選擇性，若以鏡面為喻，它們不是被動的"平面鏡"，而是一面主客交融所建構的"棱形鏡"：從微觀的層次說，記者的出身、周遭環境和思想背景不同；從中觀的層次說，記者必須接受媒介組織、專業倫理和新聞規範的約束，其力量往往凌駕個人的差異；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媒介和權力結構、經濟制度和文化價值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樣說，不是虛無地否定新聞為全不可信。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待新聞我們也不妨抱著"合理懷疑"（healthy skepticism）的態度，永遠戒慎恐懼，以求儘量接近"真相"。這個"真相"有歷史性，內容和價值並非一成不變，而且"橫看成嶺側成峰"，但在特定的時空內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蘊涵社會價值和共識基礎；不同的詮釋社群即使觀點不一，經過彼此善意的溝通，也能求同存異。
這個基礎上，媒介不啻是民主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會溝通和折衝樽俎的場域，被動地反映社會利益和意見的競爭與整合；它也主動界定社會局勢，建構社會意義，成為連接社會整體與部分的黏合劑。但因為人類社會不完美，記者和媒介所報導的新聞當然也不完美。近年來，西方媒介專業主義的性質在中國引起學界諸多辯論，可惜雙方往往自說自話，有的根本聚焦失准。西方媒介專業主義在歷史格局內發展出一套實踐性的理念和技術規範，力求新聞的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究其背後則是深植於社會的恆久價值之上。我在接受《經濟觀察報》（2020年6月30日）的專訪中指出："媒介專業主義是'體制內改革'，不是體製革命，更不是烏托邦，而是用務實方法來處理不完美的人類社會。"對媒介專業主義當然可以有正反的判斷，但若漠視這個本質，整個討論必屬浮游無根。
一百年前，李普曼的《公共輿論》（Lippmann,1922）允稱美國第一部重要的傳播著作。他信奉當時當道的進步運動，以科學和進步為圭臬，認為媒介必須完整反映或呈現外在世界，並轉化為人們腦中的圖像。但因現代生活複雜萬端，媒介內在缺陷使之依賴刻板印象進行報導，而有組織的公關機構又復盛行，致使一般民眾受到蒙蔽。他提倡由特殊、獨立的專家精英階層（例如國家統計局的專家）為媒介和民眾闡釋並解惑公共事務。（他生前，杜威與之針鋒相對，主張透過社區民主溝通建構現實，而不是由專家經由媒介指導輿論方向。他死後，薩伊德撰文批評李普曼是權力圈內的"使節"，也是"美國世紀"的鼓吹者，茲不具論。）後來，社會學家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 et al.,1944）原以為媒介如魔彈，可以直接影響受眾的態度或行為，不料他做的美國第一部經典性傳播效果經驗研究《人們的選擇》發現，在總統大選期間，媒介的資訊主要透過中間的"意見領袖"加以吸收過濾，再傳播給一般民眾，此即著名的"兩級傳播論"。此說已被大幅修正，我回顧這段歷史旨在指出：拉扎斯菲爾德建立傳播效果的主流範式，在思想上原來與李普曼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是為一般人所忽略的。
接著，我想在這個脈絡下，談談在我心目中本書作者（和同類記者）扮演什麼角色。作者是記者，而且是知識型文化記者，顧名思義就是"外行中的內行，內行中的外行"。他在學者、知識人和文化人之間穿針引線，猶如飛舞於文化花叢間采蜜的蜂蝶，再把釀成的蜂蜜以文字分享給知識群體的同好。這裡我不禁想到兩個人，一個是六七十年前《紐約時報》最負盛名的時評專欄作家雷斯頓（James Reston），他說他的評論是"寫給中西部的大學教授看的"。雷斯頓是周旋於華盛頓權力圈的"意見領袖"，企圖以其評論影響知識階層的意見走向。作者訴求的讀者也是知識人，但他沒有這般高高在上、居高臨下的"意見領袖"氣勢，而是以一介記者的身份虛心求教於專家學者。
我想到的另一人，則是作者在本書中訪問的楊照。楊照在哈佛大學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一旦決定不追求拘謹而狹隘的學苑生涯，心理上頓獲解放，自由蛻變為"百科全書"式的公共知識人，以其驚人的閱讀範圍和深刻理解，全面走向社會，成為"通俗而不庸俗，準確而不賣弄"（艾略特語）的知識詮釋者。楊照稱他的對象只是社會上百分之五特定的"中間讀者"，而不像"百家講壇"著意於取悅廣大觀眾群。作者的雄圖似乎也在促進知識階層內部跨界對話，他與各行學有專精文化人的訪談錄，多數發表於《經濟觀察報》，該報書評版提出的口號是："閱讀有難度的文章，每天成長一點點"，正好印證了這個高尚品味和文化意涵。
余英時先生（1994）盛譽他的老師楊聯升先生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唯有楊氏學貫中西的大學問，才能"譯唐為梵，通布五天"，達到玄奘所謂"法化之緣，東西互舉"的效果（頁187）。這是何等崇高的禮讚。我在此形容作者為媒介人物，則另有兩層比較普通的表面意義。其一，在英文裡直到1950年代才出現"mass media"一詞，泛指報紙、雜誌、廣播和電視等大眾媒介。作者是職業記者，傳統媒介機構的從業者，他以報紙為媒介發表文章，登載以後卻往往在新興的社交媒體廣為流通，以擴大其效應。其二，media一字源自mediate，作者便是這樣的中間性人物（mediator），好比識多見廣的權威食評家，憑著開闊的眼界、長期的經驗和過人的味蕾，為老饕們提供穩定可靠的推介參考。作者也具備靈敏的文化天線，不斷接收學術動態資訊，從而居中聯繫、呼應與糾合，成為"翻譯"知識的傳輸人，有助於在這些鴻儒及其潛在受眾之間凝成有機的社群，毋寧頗合李普曼所描繪關於公共輿論的旨趣。尤其有趣的，錢鎖橋《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竟是作者為廣西師大出版社策劃的書籍之一，作者還陪著作者到處開座談會，"中間"角色更是鮮明。
除了是媒介人物，作者更是積極主動參與學術和文化的討論者，即是英文裡面說的interlocutor。他的訪談不亢不卑，有來有往，平等對話。每一篇訪談錄前面作者先做扼要的綜述，後面接續一問一答的部分，前後互相襯托，俱見功夫和功力。他關心的不是孤立的一本書或一件事，往往涉及受訪者漫長的生涯和思考的亮點，這就必須旁敲側擊，對其生平背景、學術淵源、觀點流派與成就有比較全面的掌握，一方面藉以引出動人的細節而不流於瑣碎，一方面聯繫到更大的學術或文化圖景和脈絡。
茲舉數例以明之。一、哈佛大學的明星教授桑德爾，以蘇格拉底問答式教《正義論》的本科通識課程而馳名於世，作者"膽敢"理出各界對這位權威的理論正反評價，使讀者在學術脈絡中獲得更寬廣的理解。二、作者鋪陳了國內外李白研究的圖譜，讀者得以體會以英文創作的華裔作家哈金如何取捨浩瀚的材料以描寫李白大起大落的一生，說到最後他還是從文學（不是理念）的角度，跟著李白留下的偉大詩篇走。三、作者為了聽取王泛森在北京的幾場演講，花了不少工夫做功課，以便對講者廣泛的歷史興趣和視野有所了解。四，我注意到作者問及某些細節，令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太平天國時期官太太打麻將的意義）和英國建築師格雷（1975年即"以人為本"提出環保、永續發展和資源使用的建築哲學）印象深刻，頗有知音的親切感。由於作者準備充分，態度溫和有禮，問題卻直指要害而又綿延不斷，談笑間受訪者暢所欲言，但偶爾不經意帶出一些有趣的掌故，有的話題甚至未必是他們自己願意主動觸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