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2024年12月18日，哈維爾逝世十三周年紀念日的當天，貝嶺發來他寫哈維爾的一篇舊稿，給我留言說：「全球民主衰亡，威權逞狂，重溫他非常必要。」在劉曉波的引薦和力促下，貝嶺自1994年起嘗試與哈維爾聯繫並尋求著作版權，成為六本哈維爾著作中文版的譯者之一、編者和出版人，也是哈維爾的近距離接觸者、溫暖感受者及某些公開信的聯署人，並自認是「（哈維爾）的文學和思想遺產的受益者與研究者」。此文寫於哈維爾健在的時候，卻也剛好處於貝嶺準確觀察到的「也許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時期」，即哈維爾告別政壇、回歸一個世界公民的「後總統生涯」時期，也是幾盡人生浮沉之後，最有積澱的時期。貝嶺難得有機會跟哈維爾有多次接觸和互動，可以帶給中文世界第一手資料，呈現一個生動的具象的哈維爾。今天讀來仍帶著體溫，如同這位富有感染力的思想和行動的巨人仍生活在我們中間，啟迪和守護我們。（言小義）
【題記】這篇長文寫於哈維爾卸任捷克總統之後的2004年，那年底，他到訪台灣。今天是2024年12月18日，哈維爾離開我們一晃已經13年。這十多年間的世界所發生的變化，恐不是他所能預料的。假如他仍健在，思路仍舊敏捷，他對當下的俄國入侵烏克蘭戰爭、以色列和加薩的殘酷屠殺，尤其對全球民主的衰退，威權再起，仍至他念茲在茲的全球公民社會的挫敗，以及他終生致力於的人權更偏向婦權及性別多元，作家及文學日益同溫層化的現狀，都應有他獨到的見解。無疑，像他這樣具有思考力的政治家已經罕有。所以，重溫他的人生與思想遺產，可以讓我們更為清醒地面對當下的世界。——貝嶺
2003年1月下旬，寒風凜冽的布拉格，入夜後的市區燈光黯淡，作為捷克共和國總統府的山頂布拉格城堡卻燈火輝煌，那裡幾乎每天都在舉行哈維爾總統的卸任告別宴會，酒會上賓主盡歡、依依不捨，友人們都喝得醉醺醺的，當了十三年總統的哈維爾正度過他最後的總統歲月。當年二月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美國作家大衛．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別了，哈維爾〉一文中是這樣描述哈維爾的告別宴會的：
「幾百個過去和現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廳里，在「滾石」的吊燈下﹐喝著啤酒，吃著三明治，排隊向他們以前的老闆道別。哈維爾擺著姿勢與人留影，接受人們的衷告和祝福，時而微笑，時而扮出被牙醫檢查時慣有的鬼臉。他生性靦腆，這使他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小手總是很緊張地在衣領那兒擺弄﹐說話時總是看著地面或你的肩膀，每個人都傾過身去聽，每個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後合。」
無論是作為一個劇作家，一個異議份子，或者一個「國王」，哈維爾都是難以歸類的。他是一個簡單的人，也是一個複雜的人，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人，也是一個變化巨大的人，他是一個謙遜、靦腆的人，也是一個執倔固執、絕不認輸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過，但他強韌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蹟般的復原。這些看似矛盾的個人特質，都在哈維爾身上呈現著，端看我們怎樣審視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內心。而這一切，似乎都還遠未終結。
哈維爾已成傳奇，其一生波瀾壯闊，充滿了戲劇性，假使將其喻成一場跌盪起伏的大戰，戲碼包括了成功的劇作家、勇敢的異議份子、哲人式的思想家、真正意義上的良心囚犯，直至連任十三年的總統。他的道德聲望及對當今世界的無形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堪與聖雄甘地、教皇保羅二世（John Paul II）、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並列。
而在中國，近十多年來，他那經由地下流傳的（中譯）政冶文論、書信、自傳、訪談及其業跡，已使他在中國知識界和有形無形的反抗運動中成為精神的先知、勇氣的象徵與和平抗爭的典範，而他最後被推選為總統的突然，也成為少數懷著野心或雄心的異議人士羨慕並試圖仿效的榜樣。
我本人曾有幸多次接觸及近距離觀察哈維爾，許多片刻確實是令人難忘的。
那正是哈維爾的國際聲望如日中天的年頭。1995年的春天，做為捷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受邀成為哈佛大學年度畢業典禮的主講人，並被授予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學東亞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順地坐在聽眾席前排座位上，面對坐在貴賓席上的哈維爾，得以不動聲色地觀察他。那是難得的幾個小時，在冗長的，由當時的哈佛校長魯丁斯坦（Neil RUDENSTINE）領銜的哈佛頌歌團隊對哈維爾熱情洋溢的輪番讚美中，我注意到哈維爾不時露出的羞澀甚至不安，那是一種生性靦腆者被眾人當面過譽後的侷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後來，我甚至看到帶著反諷的不和諧，當講台上川流不息的頌揚者用加重的語調滔滔不絕地向哈維爾和聽眾的耳膜轟炸時，他則心不在焉，自得其樂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爾還陷入沉思，當然，他面帶感激，但這種場面此刻已無法讓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時會被響起的掌聲驚醒，隨即警覺，並用警敏的眼神掃視眼前大片的「哈佛大眾」。那一天，他用英語發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說〈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The Thin veneer of Glabal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而我在典禮結束後，衝上講台,喊住他，和他握手，寒喧，但我們還未及多談，便被他的安全保鏢們隔開，擋掉，他抱歉地回過頭來望著我，隨後，在保鏢們的挾裹下消失了。
1999整個夏天，我幾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過的，布拉格舊城區完全是一個遊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彎的老石頭街道內，仍舊有著強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後的巷子深處，處處傳來捷克姑娘銀鈴般開朗的笑聲，中間夾帶著捷克男人略帶壓抑的低語，這美妙的噪音常常讓由於人地兩生，而守在友人公寓裡端坐閱讀的我難以自持，恨不得衝下樓去，墮入那笑聲的深淵。我的朋友，漢學家，也兼任喬治．索羅斯基金會布拉格辦事處主任的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經不無幽默地告訴我：「捷克民族喜歡『投降』，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弱小，在強權面前，我們不會去做無謂的抵抗，所以，布拉格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倖存。」我想，他說的是對的，古蹟和城市是無法移動的，人的肉體可以被征服，但人的內心不可能輕易被征服。也許，正是由於歷史留下的這些失敗感，捷克男人總是喜歡以匆匆進入捷克女人的溫柔鄉來麻痹自己。
9月3日，哈維爾邀我到他的總統府去逛逛，並順便做一個訪談。被稱為布拉格城堡（Pražský hrad）的總統府富麗堂皇，在助手的引導下，我拾級而上進入大廳，和想像中總統府應有的莊嚴肅穆頗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於由琳琅滿目、充滿現代感的藝術品和美麗的女性工作人員相映而成的夢境中，總統府牆壁上掛的大多是現代派的畫作和藝術品，而行色匆匆的幹練女助理們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擊出的清脆噠噠聲，在靜靜的總統府內回成一種令人心動的打擊樂。
哈維爾不是一個嚴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寬闊的會客廳前廳等了足有半個小時，但並不單調，正好可以讓我細細端詳大廳內的擺設和布局，他的新聞秘書（一位帶點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帶驚詫，兩眼發直、目不轉睛地盯著離我數尺遠的那座逼真、性感、約有兩個真人大的裸女金屬雕塑時，他用有點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釋道，這是一位著名雕塑家送給哈維爾的禮物，因為巨大，哈維爾索性就放進了總統府的會客廳中，讓他的客人們可以和他一起分享這令人血脈嘖張的美麗金色尤物。在我面對的牆上，則掛著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的極其傳神，是哈維爾和英國滾石樂團（Rolling Stones）著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邊走邊做著鬼臉興奮交談的照片。
我抬頭看了一下金碧輝煌的大廳頂上碩大的枝形吊燈，假如我沒有記錯，那是滾石樂團這老哥兒幾個（他們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維爾當了總統後，主動掏錢安裝的，據說光線可以穿透總統府的石壁和窗戶，投射到整個布拉格上空。這使得哈維爾有一陣一入夜，便拿著吊燈遙控器不停地把燈一會兒關上，一會兒又打開，興奮得像一個頑皮的大兒童，搞得大廳內的秘書們被這暈炫的燈光刺激得抓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