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對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所發表的看法，其實這比大部分東西方左派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持的觀點要複雜，在更深的意義上，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識分子式的。但在我看來，仍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一個以「非暴力抗爭」而被世人廣泛稱道的典範，怎麼會去領銜支持一場先發制人的侵入性戰爭呢？其實，哈維爾最根本的視角仍是基於捷克及東歐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納粹德國蹂躪，和戰後在史達林式共產主義制度下被奴役的經驗。只是他複雜但精準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戰世界並未受到應有的理解和重視。
2002年，在那場聽眾包括奧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國國務卿）的演說中，哈維爾回憶說，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經經歷過兩次巨大的歷史悲劇，這一災難的結果遠遠超出了捷克，影響到整個歐洲，而且禍延長久。第一次悲劇發生在上一世紀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在德國慕尼黑對希特勒的野蠻要求讓步（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希特勒德國揮軍占領捷克），這一歷史悲劇讓多數捷克人民可以理解並主張，為什麼要在邪惡一出現時，就必須先將其制止。
他接著說：「但是，我們還有另一種經驗，就是1968年被華沙公約集團的國家占領。那時候，整個國家重複述說『主權』這個字，並譴責蘇聯的官方說法──宣稱入侵乃是為了執行『來自兄弟的協助』，是為了高於主權的社會主義理想，蘇聯宣稱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脅，而全人類能夠更早過上共產主義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脅。我們絕大多數捷克人都知道這是為了蘇聯對東歐的霸權、以及經濟上的繼續剝削，而不是為了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蘇聯境內可能有千百萬的人民相信了這種說法，相信捷克的主權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顛覆，而占領捷克是為了更高的人類價值。」「這是我們經驗到的第二個悲劇，它促使我必須採取異常謹慎的態度……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藥劑師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現在我們所面臨的事情（指伊拉克戰爭），是否真的是為了協助人類對抗一個邪惡政權，並保護人類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當然是比蘇聯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更為複雜的──『來自兄弟國家的協助』。」
按照哈維爾的傳記作者，也是哈維爾早年的好友約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維爾：一部六幕政治悲劇》一書中的說法，哈維爾的一生經歷過六個時期：一、史達林式共產主義體制下的早期學生時代；二、1960年代的劇作家和評論家時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捍衛「人道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時期；四、成為異議份子及「七七憲章」主要發言人和隨後的牢獄生涯時期；五、1989年捷克天鵝絨和平革命時期；六、最終的十三年總統時期。就像斯洛維尼亞批評家斯拉沃依·茲澤克（Slavij Zizek）所說：「沿著這一脈絡，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許多弱點和怪癖的哈維爾，然而，這一切不但不會使哈維爾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業績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時，在哈維爾離任之後，我相信，應是他的第七個時期，也許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時期，即哈維爾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後總統生涯」時期。我可以想像，此時的哈維爾，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卻有限。
無疑，哈維爾是一位對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然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包括他那毀譽參半的十三年總統生涯），哈維爾的精神遺產早已超越了捷克，而且在這個世界上無處不在。僅僅憑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寫下的那些直面邪惡、深刻地啟發並影響了極權國家異議份子思考和抗爭方式的政冶文論：《生活在真實中》、《無權力者的權力》、《政治與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的信等，便已足夠奠定他在二十世紀人類思想進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正因此，我們看到了沒有產生哈維爾式人物的國家，如中國，當歷史的機遇（如1989年的民主運動）降臨時，由於沒有久經考驗的反對及其運動靈魂人物，而無法促成歷史巨變的不幸。中國沒有廣泛意義上的良心公民（少數的異議份子是不夠的）和被他們內心真正認可的靈魂人物。中國的異議份子並不缺乏哈維爾式抗爭的勇氣，對專制制度的批判力度也足夠強烈，但我們缺乏哈維爾式的道德感召力和對於他人虛懷若谷的傾聽，還有最重要的—–來自本性的反省、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能力，即真實地呈現自身的弱點，乃至由此而來的謙卑和不自信。中國的異議份子也缺乏哈維爾身上具有的那種與生俱來的童心未泯和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氣質，那種面對別人批評時的不慍不火和彬彬有禮。
在哈維爾近年來的言論中，他並未掩飾對於自己的不滿，我們再次看到一位試圖重新回到「真實中生活」的哈維爾。他選擇在「人權」領域協助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反動運動人士終結專制制度的工作，並認定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一件事。
總統任期屆滿前，哈維爾在接受捷克報紙《民眾日報》的採訪中談到，他本來只想做一個「造王者」（King Maker），沒想到卻陰錯陽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做就是十三年。當記者再追問他，什麼是他真正滿意的生活時，他告訴記者，他最渴望的是回歸到一個作家的生活方式，寫出新的著作是唯一可以讓自己滿意的事－－這幾乎是每一個曾經認真嚴肅並專心致意地有過作家生涯的人，在內心深處都會有的願望。而哈維爾儘可能誠實地將它說出來了。
我以為，不是機遇，甚至，不僅是責任，而是命運將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許是一個思想性特質的作家能幹得更好、更具有獨創性、甚至更適合的舞台。他不僅通過了苦難甚至死亡的考驗，他也通過了政治權力對他的考驗，即盡所有可能地在權力的使用上保持道德良知。
正是這一切，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所有政治人物中的異數，一個雖有著傳奇般的英雄業跡，卻仍能保有思想品質的人。
一個簡單的複雜人。
2013年10月5日，哈維爾77歲冥壽當天，貝嶺特意前往布拉格郊區的哈維爾墓地，獻上一束自郊外採集的野菊花，以表致意並默哀。（貝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