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有時候會親自在法庭上答辯，特別是如果法官們的正反意見不相上下時。這種情況，想當然會被視為是哈維爾運用個人的權威，來左右法院的意見，以達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爾‧克羅克次卡（Vladimir Klokočka）否認了此種說法。他在Lidové noviny日報發表文章提到：「憲法法院從來不會為了取悅哈維爾，而做出違憲決定，憲法法院的決定都是為了維護民主制度。憲法法院無庸置疑地強化了總統的權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與權威。」
那是一幕感人、卻多少有些淒涼的退場。哈維爾這位早年的批判性劇作家，在他66歲，十三年總統生涯結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個下午，在漫天飄舞的大雪中，他在幾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視下，最後一次檢閱總統府外—–布拉格城堡廣場上的衛兵交接典禮。保羅．威爾遜感慨著：「他在任的最後一個下午，我觀察到，一個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著深藍色外套，最後一次檢閱古堡的衛兵交接典禮，衛兵們身穿寶藍制服，軍樂隊把總統樂曲吹奏得漫天響亮，數百人佇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現代的教堂底下──哈維爾對那數百萬不在場者所具有的意義，這數百名在場者明白並瞭然於胸。雪花大片大片飄落，停頓在鵝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論他有多少缺失，這樣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嗎？」
令我難以想像的是，那幾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和平革命期間那幾十萬捷克人民的化身嗎？抑或，他們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們。那時，數十萬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溫斯萊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要求共產黨交出政權，他們面對成千上萬的鎮暴警察高呼：「還給我們吧！政府。」「共產黨，下台！」也是在漫天飛舞的大雪中，當共產黨政府宣稱他們代表人民，並恐嚇廣場上的群眾不要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時，廣場上聚集的幾十萬群眾高呼：「我們才是人民。」那時，作為一個久經考驗的異議份子領袖，哈維爾日夜置身於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對運動團體「公民論壇」（Civic Fourum）的成員們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廣場的前麥蘭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陽台上，用擴音器不斷地向人民發表演說，用和平、堅定、不容質疑的聲音要求共產黨移交權力。接著，在政府大廈的共和國宮中，哈維爾作為一位突然出現在共產黨政府總理和部長們面前的「公民論壇」靈魂人物，代表著廣場上的百萬民眾，以一個老練政治家的從容，用冷靜、沈穩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勸說共產黨交出政權，以一種體面的方式下台。經過冗長的談判，最後，共產黨終於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巴契夫保證不會再動用蘇聯軍隊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請求，交出政權。隨後，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維爾和他的同志們緩步走到俯瞰廣場的前麥蘭垂克出版社陽台上，在無數攝影鏡頭下，向深夜守候在廣場上的幾十萬人民宣讀「公民論壇」和捷克共產黨政府代表談判結果的公告。接著，是人民那撼動天地的歡呼和叫喊，人民們高呼：「哈維爾，哈維爾」、「哈維爾，當選」、「哈維爾，總統」，並將這聲音傳遞到國家的每一個角落。
十三年之後，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卻，他們對哈維爾懷著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漸增多的抱怨，此時的哈維爾，再也不能像1990年代初那樣，隨便一個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門走進總統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們說，我們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維爾或在街頭某個轉角的咖啡館和哈維爾聊上一會兒了。批評者說，他已遠離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說他對於國際事務的關注和投入超過了對捷克民間疾苦的了解，甚至說他更像是一個住在捷克的外國人。
無疑，哈維爾結怨甚多。首先，哈維爾不屬於任何政黨，故，他從來不去取悅選民。他和共產黨的關係一直很糟，或者說，議會中的共產黨議員處處和他作對。他堅持，只要共產黨沒有為過去所犯下的罪過誠心認錯，他就永遠不會原諒這個政黨。同時，由於他的再婚，或者說由於妻子是位在共產黨時代就走紅的電視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擊。有時，媒體或他的敵人將他形容為是一個精力耗竭，並被野心勃勃的美艷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個身居王位卻又處處對人對事持著異議的孤家寡人，認為他對於議會民主完全外行，說他已經過氣卻還戀戀不捨地握著權力不放。據說，他和伊萬（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獄生涯中給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持的親弟弟，由於家庭財產分配上的分歧，關係也出現了問題。
然而，即便如此，哈維爾離任時，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雖然他就任總統時的最高支持率曾達87%），這是任何國家的總統或政治家夢寐以求的比率。
擔任總統時的哈維爾每個月月薪約合二十一萬台幣，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周，捷克議會曾就共和國首任總統退休後，是否應按照民主社會的慣例支付每月約七萬元台幣的退休金，無償提供辦公室、專用轎車、安全警衛及終生的全職司機這一法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現任總統克勞斯的政黨民主社會黨和捷克共產黨的堅決反對下，這一提案被拒絕了。也就是說，哈維爾作為捷克歷史上第一位體面退休的總統，沒有民主制度下前總統應有的待遇。然而，作為捷克在這個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總統克勞斯帶著嘲諷的無奈之言），哈維爾全然不必擔心可否維生，因為哈維爾有著永遠也應付不完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邀約，假如身體狀況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那樣，以在世界各地演講謀取厚酬（我估計，他的一場演講酬勞至少應有兩萬美元）。
然而，他的健康狀況不容樂觀。1999年，我的友人，也是哈維爾最信任的中捷文翻譯、捷克查理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然(Olga Lomava)教授就告訴我一個在捷克流傳的說法，說哈維爾除了腦子之外，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修補過的。他的肺和腸均因癌症切除大半。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奧爾嘉過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進醫院搶救和施行手術。那一年，哈維爾面對著生命中最大的挑戰，他的妻子奧爾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瀕臨死亡邊緣，當時他高燒不退，雙目幾乎失明，醫生開始時只是診斷為一般性肺炎，後來才確定是癌症，並立即切掉了他右邊的半個肺。在上手術台前，哈維爾還在抽菸。據說，當時住在加護病房的哈維爾，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難，護士竟不在旁邊，正巧達格瑪去探望他，達格瑪嚇壞了，拼命呼救，並及時招來醫生，緊急搶救，使哈維爾活過來了。1997年1月，哈維爾和達格瑪‧維什諾娃（Dagmar Veškrnová）結婚，達格瑪是捷克最著名的電視劇演員，在捷克民眾中家喻戶曉，她是哈維爾的情人，並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於那位和他廝守一生，共過無數患難的妻子奧爾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難以諒解哈維爾這麼快就再婚的舉動。一九九九年夏天，我曾專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奧爾嘉的墓地。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周日午後，奧爾嘉已過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擺滿了鮮花，前來瞻仰和送花的人絡繹不絕，可見人民是多麼地懷念她。
為此，哈維爾不得不通過電視演說向全國解釋道：「在奧爾嘉去世前，她說過我可以再婚。」哈維爾說：「那時，我根本沒有這個念頭，我已決心獨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堅決認定我不可能一個人生活，也不應該這樣。她是對的，而且生活也證實了這一點，我非常幸運地認識了達格瑪。」
為了療養他那由於幾十年的吸菸習慣和牢獄生涯傷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氣清新的Olhos d』『Agu海邊買了一棟別墅，他會不時地在那裡住上一段時日，休養，也是為了躲避他稱之為永遠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壓力。不久前，他接受捷克報社的採訪中抱怨說，他的秘書和助理，從當總統時的近百人變成只有三個人。
而他現在的機要秘書，也就是我近來唯一打過交道的一位，顯然是個冷麵、一板一眼、專門替老哈擋掉雜務的傢伙，他的英語有時寫得和我一樣爛，始終也拼不對Taiwan（台灣）的六個英文字母，而且他答應替哈維爾寄我的照片電子檔也永遠寄不出來。然而，有一點他卻是絕不會寫錯的，在e-mail中，他對老闆哈維爾的稱呼總是畢恭畢敬，均尊稱哈維爾為總統，而不是哈維爾「前」總統。
哈維爾的早期總統生涯中充滿了自由甚至暢所欲言的平等氣氛，我驚奇地發現，在他1990年代的總統府內，沒有太多的官僚氣息和體制化的死板儀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蘭著名異議知識分子領袖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進行的一場內容廣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訪談中，陪同他的助理（從國際事務發言人到新聞秘書）均可以隨意插話，甚至搶話頭、打斷哈維爾的言談，以對他的想法表示異議。他和米奇尼克對話的方式尖銳、風趣、直言不諱，是我讀過的所有哈維爾訪談中最精彩的。請看他們一開始是怎樣進入對話的：
哈維爾：「亞當，好像你要審訊我三個小時。」
米奇尼克：「對了。」
哈維爾：「但是，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可以談上三個小時。」
米奇尼克：「你很有經驗，因為你曾經多次接受長時間的審訊。三個小時對你這樣的一個老重罪犯來說，不算什麼。」
哈維爾在國際事務中所做的一件最有爭議性的事，就是從2001年以來，多次表示支持美國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離任前，美國最大的保守派報紙《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現了一封由哈維爾及其他七位歐洲的領導人聯合簽名的信，內容是完全支持布希政府對伊拉克的戰爭行為。為此，他受到了早年許多支持並聲援過他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譴責和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