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趣的是，辦公桌和壁架上隨處可見哈維爾美麗的新婚妻子達格瑪．維什諾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當我向他的秘書提出想要幾張哈維爾的照片時，他拿來了一大盒照片讓我隨意挑選，我打開這盒子，一張張看下去，發現幾乎全是達格瑪明艷的藝術照，哈維爾的照片甚少。當我全神貫注地欣賞這些令人心曠神怡的照片時，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覺得不應該和哈維爾分享他妻子的美艷。秘書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詭笑著告訴我，哈維爾喜歡友人們多拿一些達格瑪的照片，可客人們總是不好意思去拿達格瑪的照片，只拿哈維爾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維爾照片的速度總趕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達格瑪的照片。聽他這麼說，最後我還真的拿了幾張達格瑪的美艷照片。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1989年底，哈維爾入主總統府後，發現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堡內的擺設，從家俱到掛在牆上的畫作，和前共產黨主人一樣既愚笨又無品味。例如，城堡內擺著許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會黏住你的褲子，冬天則會讓你冷得發抖。許多掛在牆上的油畫是贗品或劣作。而且，總統府內的老邁工作人員一個個身材臃腫、面容呆滯，行動緩慢。我記得哈維爾曾撰文描述過此一情形，他認為總統府內無品味的藝術品，配上毫無生活情趣的共產黨統治者，其所治之國會是怎樣便可以想像了。所以他一聲令下，將所有的家俱、畫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內的工作人員全部換新。據說，若不如此，他一天也無法在此工作。如今，這些工作中的長腿美女和那些哈維爾精心購置的藝術品動靜映襯，搭配得渾然一體，使得作為總統府的布拉格城堡美輪美奐，目不暇給，充滿了藝術氣息。
==================
哈維爾本質上是個「六零年代」人，曾有著波希米亞式的藝術家生活方式，甚至還帶點「嬉皮」氣質，喜歡穿套頭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褲。一開始當總統時，總統府典禮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奧地利王子——送給他的名牌西裝接見外賓並主持國宴，但他穿得渾身不自在，他說：「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會讓我看起來像個男妓。」
我並無意影射哈維爾將總統府變成了「春宮」，他也不會像中國古代的昏君那樣「從此君王不早朝」。我的意思是，共產主義制度的荒誕不僅僅是對人性的扼殺，也是對於「美」和「審美」的無知，而統治者則是一批乏味、無趣、內心陰暗的政治老人，假如他們還有性生活，恐怕連姿勢也是單一不變的。
那兩年，也是哈維爾病得最厲害的時候，牢獄的折磨，加上長年吸菸的習慣，毀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體。我在布拉格不斷聽到關於哈維爾病危、甚至要去見上帝的傳聞，就在那個夏天，當他在奧地利某度假勝地休假時，又再次重病，並被緊急用直升飛機送回布拉格的醫院搶救。
哈維爾終於出現了，在我面前的他讓我暗暗一驚，四年前相對消瘦的身形已不復見，神態也失去了以往的銳利，但確實和藹可親。他面容浮腫，顯得疲憊，沒有總統式的威嚴，更像是一個大病初癒的病人。他不用總統會見客人的那種慣常儀式，而是先將我引到他的辦公桌前，藉助翻譯的中捷文互譯，我們開始隨意的交談，並一起翻閱他著作的中譯本，看著他一臉迷惘地面對漢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後，我們回到他的會客廳，他在兩位助手的陪同下，開始回答我的提問。
文學世界的公民，大概還會記得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雙周刊《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羅斯詩人（一九八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開始的那場對哈維爾一九九Ｏ年發表的〈後共產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開論戰（從七Ｏ年代起，當哈維爾還是一個從監獄進進出出的異議份子時，《紐約書評》便定期將哈維爾的文章譯成英文刊發），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羅茨基用他在俄國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文學囚犯」經歷，質疑著作為總統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維爾應誠實地面對人性（人心）的陰暗，而不是故做寬容地討好大眾，最後，並對他提出了許多用來提升人類（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養的要求。哈維爾則用他一貫心平氣和的口吻回復著布羅茨基尖銳的質問（雖然在氣勢上，傲慢的布羅茨基占了上風），最後，哈維爾在回覆中極有風度地邀請布羅茨基找個時間和他見面溝通。
當我問到哈維爾，他後來是否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親自交談，並探討他們顯然有著巨大分歧的觀點時，哈維爾告訴我，還沒有機會，但他顯然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感到吃驚。他承認，那是一場重要的論爭：「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最後，他告訴我：「我們之間的誤會無疑將來會弄清楚。」
然而，當我問他，他是否知道布羅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臟病突發而過世時，哈維爾驚呆了，他楞在那裡，一陣難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維爾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嗎？而且三年了，最後竟是由我來告訴他。我注意到他的惱火，他瞪著那兩位助手（其中一位是總統辦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著他們作出解釋，而這兩位助手則尷尬地互相看著對方。隨後，哈維爾責問他的助理，為什麼沒有將這一消息告訴他（翻譯在旁為我作著解釋），他的助手們仍舊愣在那裡，面面相覷，顯然，他們連誰是布羅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後，還需哈維爾去向他們解釋誰是布羅茨基，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談到布羅茨基。
政治的世界對於文學絕對是視而不見的，而文學也毫不掩飾對政治的厭惡和鄙視（所以才有像布羅茨基那樣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維爾竟也未能倖免，顯然他的秘書們眼中是沒有文學的，甚至都可能沒有讀過老闆過去寫的劇本，當然也無從知道誰是布羅茨基，更不會敏感到去讀一篇也許只是刊發在世界各大報紙某一個版面角落中的文學訃告。真正令我吃驚的是，三年多來，哈維爾竟然沒有聽到昔日的文學同行向他提起這件事嗎？還是他這個人不僅早已遠離了文學世界，甚至連文學同行們也和他疏遠了？
2003年2月，哈維爾從幾乎擔任了十三年的總統職位上卸任，但他為捷克留下的政治遺產是豐厚的。首先，民主體制已經良好地運轉起來，這十三年，捷克經歷了從共產主義專制回歸捷克民主傳統的巨大轉折，其中不無驚濤駭浪，甚至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兩個國家的歷史性變化。其每一個轉變，都是和哈維爾的理性面對、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導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著運作良好的議會民主機制，政府的總理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派推出，而不是由總統指定，而總統則直接由全體公民和議會中的黨派共同投票選出。總統的權力是象徵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說是位高責重但權不重。
總統可以將議會通過的法案退回議會，請求議會重新審議和修改，但無權否決法案，決定誰是捷克中央銀行總裁總統。總統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有權挑選每十年一屆的憲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經議會批准，這十五位法官一旦被獲得議會批准，除非病故或辭職，可一當十年，憲法法院院長也由總統任命，憲法法院可以審核所有的政府決定和議會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決。這給予總統某種間接卻重要的權力。
基於他個人在專制社會中慘痛的生活經驗，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哈維爾，心目中有著自己對於「公民社會」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設計，哈維爾對於以通過選票和取悅大眾來獲得權力的政黨政治有著明顯的牴觸和懷疑。多年來，即使是擔任總統，他也不去組織或從背後去掌控政黨，正是由於他經歷了共產主義制度怎樣一步步地摧毀並抹去了「公民」這一「人」的身份和責任的現實，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是由個人、社團、教會、大學、工會、基金會、非營利公益組織、小型（而不是龐大的跨國企業）企業及享有充分自主權和區域自治政府組成的「公民社會」，哈維爾將此視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實基礎」，他認為議會民主應在此一公民社會之上建立，才能真正發揮作用。他的這一幾乎接近烏托邦色彩的理念，經由他和老對手——前總理（現任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 Klaus）——在1990年代後期的多次公開論戰而逐漸系統化和完善起來。
在哈維爾總統生涯的最後五年，克勞斯和哈維爾對捷克未來的面貌持續進行著辯論。克勞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對哈維爾的觀點，認為他否定了議會民主，並企圖削弱政黨治理國家的權力，克勞斯認為當某個政黨經選舉成為議會多數黨之後，總統就應放手讓政黨來治理國家。克勞斯一直強烈反對將國家分權/權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歡任何削減政府權力的法案、將學校和醫院等公共機構私營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維爾的老朋友，1980年代極負盛名的捷克地下搖滾樂團「宇宙塑膠人樂團」（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維爾主要著作的英譯者——加拿大作家保羅．威爾遜(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詳細分析了哈維爾執政期間捷克民主化的經驗和教訓。他寫道：「從過去五十年來世上種種政權移轉的經驗里，我們所能學到的最珍貴教訓之一，就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新領導人較容易掌握議會民主與法治的形式，但相對而言，較無法抓住其內涵與精神。舉例來說，捷克憲法很明確地認知到權力分散的原則，並設定獨立的司法與行政的要求，但在實際執行上，過去十年以來，法官和部會副首長們經常受到政治壓力，有時甚至無法抗拒。我在這裡提出一個例子，曾有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長，都找了一票法官來協助他們起草法條，這種方式會削減分權的實施。更糟糕的是，這三個司法部長中有一位後來還被視為可能的總統候選人。這所顯示出來的，並不是廣泛的貪污腐化，而是一種深刻的無知，在民主實施了十三年之後，對分權制度如何運作的無知。」
就某種意義上來看，哈維爾作為一個總統的問題所在，和上述的問題恰恰相反：他對民主精神與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對於其形式的掌握較為緩慢。哈維爾對憲法法院經常提出訴求──在他擔任捷克總統期間，總共提出八次──這告訴我們他對政治和分權原則的了解程度。當克勞斯與社會民主黨主席米洛什‧熱曼（Milŏs Zeman）組成聯合陣線，試圖修訂選舉法，以圖利其政黨時，哈維爾向憲法法院提出訴求，法院裁決此修訂違法。哈維爾最近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和司法體系的新法有關，該法規定法官必須接受司法部所轄機構的教育與考試。哈維爾無法否決這個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訴求，而憲法法院同意此項新法違反司法獨立，而推翻了該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