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對年輕子女的婚戀決定權有擴大的趨勢。相親、徵婚通常由父母發起。在一些地區，彩禮和嫁妝仍然是重要的婚姻習俗，父母可能會因為經濟原因而對子女的婚戀選擇提出具體要求。許多年輕人認為尊重父母的意見是孝順的表現，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經濟支持，因此在婚戀選擇上會更多考慮父母的意見。
5、揮之不去的東亞價值觀
許多人處於既現代又不現代的夾縫裡：既想躺平，但骨子裡還普遍懷有對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錦還鄉、使父母榮耀。社交媒體上倡導著價值多元，大聲疾呼每個人要做自己，但社會價值認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認為一個人應該念重點小學，升入重點中學，被重點大學錄取，畢業後進入大城市的體制內或大企業，獲得一份穩定的高薪工作，再買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兩廳，結婚生子，幾年後把孩子送入重點小學，周而復始。
在評價標準高度一致性的環境中，人們更多地是在互相競爭，而不是合作。每個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計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更好，年輕人也會拿自己和父母比較，達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認為是沒出息，給父母丟面子。
從小耳濡目染這種價值觀並深深內化的個人，難以心安理得地隨意選擇生活方式——自我認同為普通人，但「做個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種「認命」。即使不為了光宗耀祖，至少得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家庭積累一定財富，在同齡人中混個中上水平，才是體面——或者說有面子的。
但在社會向上流動變得困難的現實下，「寒門難出貴子」，即使是考入重點大學、已經出人頭地的「小鎮做題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進程上止步於高學歷，無法獲得高收入，從而為無法獲得應試教育12年以來所許諾的成功而感到幻滅，成為脫不下長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廢物。
年輕人依賴父母，同時在「孝」文化的影響下，很多人也下不了決心實踐「課題分離」，無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獨立，互不干涉。
6、防禦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歡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會賓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圍中成長，充滿理想主義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輕人則在「戰狼」、短視頻和飯圈文化的環境中成長起來。
理想主義逐漸退潮，現實衝擊加劇，年輕人的反叛精神或許比不上父輩。閻雲翔認為，在意識形態上，年輕一代與父母差異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開放、冒險、叛逆的精神，被各種防禦性的行為取代了：網際網路上為了自保，人們提前預判他人並進行自我審查，避免衝突和誤解，人性的複雜被簡單化的「三觀正」所掩蓋。人們習慣迅速歸類和標籤化一切，容易形成對立陣營，建設性的交流變得困難。每個人都退縮回自己的舒適區，刷著算法推薦的資訊流，躲在自願精心構築的信息繭房中避免受傷。
社交退縮現象明顯，親情/友情/愛情缺位，不少人過著沒有陪伴的「單數」生活，在二次元/虛擬世界裡重新做自己。在人與人價值觀難以彌合的情況下，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保護自己，如淡學、momo、免責聲明、狗頭保護等。兩性之間的溝通減少，感情里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保護自己，年輕人變得更加保守：談戀愛以結婚為目的，重視門當戶對，避免感情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更重視工作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傾向於選擇體制內的工作，創業者越來越少；做決定時更多考慮父母的意見，以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財務上，多存錢、少買基金股票，追求財務安全，避免高風險投資。
人們更容易通過網際網路意識到階級固化、經濟下行等問題，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選擇「正確」的、低風險的生活方式，甚至進入一種零失敗的模式：「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躺下」。
7、主觀降級
悲觀情緒正在社會中蔓延，成為時代慢性病，而一種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學教授Martin Whyte和史丹福大學中國經濟中心教授Scott Rozelle對中國的長期民調反映了過去20年間社會情緒的變遷：過去，大多數人認為家庭經濟在五年間正在變好，對未來五年也很樂觀，這樣看的人持續增長，在2014年達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覺得生活在變好，對未來的改善持樂觀態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與此同時，對未來感到悲觀的人變多了，比例從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這個社會中，努力就有回報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輕人不像中老年人那麼相信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社會心態藍皮書》顯示，60前、60後、70後的奮鬥信念最強，超過60%有很強的奮鬥感，80後稍弱一些，但在90後及更年輕的人群中，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對奮鬥的信仰方面，這代人確實是「最差的一屆」。
普遍的自我降級、社會和經濟層面的弱勢地位和自卑感，或許也能說明年輕人看起來不如老年人強勢的現象。《人民論壇》上發表的一篇研究發現，僅僅從2013到2017年，無論是從事哪種工作、具有何種發聲影響力的年輕群體，都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降低了。年輕人對於社會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絕大部分人都認為社會收入差距太大。
8、主動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輕人的心態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也拿不出具體的解決方案。他們逐漸將意義感從工作中轉移到生活中，流行語也從不切實際的「躺平」，轉變為更實際的「gap」和「鬆弛感」。
近年來流行的不少職場熱詞，都是年輕人試圖從工作中奪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換上看起來不聰明的「笨蛋頭像」，試圖減少領導的溝通欲望，這樣的行為替更多不敢輕舉妄動的打工人發泄了厭班和想要放棄上進的情緒。
也有人面對強勢的工作壓力，開始實行「人生切割術」，把上班的自己開除「人籍」，比如在辦公室里亂穿衣（「噁心穿搭」），不為工作精心打扮、買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為緩解工作情緒花錢，總之不為工作倒貼一分錢、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點掌控感。
各種各樣的短逃離、城市戶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樣是在進行一定限度的放鬆和反抗。年輕人可以「逃避」，卻很少有人真正「退出」遊戲，大部分時間，他們只能在無力感中繼續維護自己並不認同的規則。正如想過的生活只有在「gap day」才能實現，而這短暫的休息也像是為了調整工作狀態而喘息的插曲。
9、社會脫序
人類學家項飆提過一個說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這一時期普惠式的改革讓大多數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轉為分化式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會理想是與他們自己息息相關的，而很多年輕一代缺乏這種參與感，他們無法在宏大的敘事中找到位置，又因為沒有在身邊具體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參與感，導致他們只能通過口號式的象徵性說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來表達對想像中「大」事物的歸屬感。
10、情緒病瀰漫
年輕人抑鬱、焦慮比重不斷上升，年輕人是所有年齡段中情緒最差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報告(2019—2020)》顯示，18-34歲的青年的焦慮水平最高；同時，相比十年前，人們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顯下降。
年輕人的情緒問題日益嚴重，尤其是在教育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他們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嚴重影響，如同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中描述的：「從小學到大學，教育的激烈競爭讓學生個性被磨滅，疲憊成為他們的精神底色。家長和中學老師卻往往對此無能為力，只能眼看「工廠化教育」將個體變成標準化構件。」
也因此，情緒問題出現了低齡化的趨勢。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通過縱向比較發現，從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學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