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大張旗鼓反右時,我才四歲。我父親是一家帆布廠的會計,母親是家庭婦女,我哥哥和小姐姐正在念小學中學,所以都與至今依舊是「及時」,「必要」,只是「擴大化」的反右搭不上界。我大姐那時正在北京上大學,應該是反右的重點單位,但航空學院比不上北大清華人大,他們班只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沒有多少夠格的右派言論的地方,就得發揮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因為最低的指標總要達到。就像不久接踵而來的大躍進大饑荒年代,先後有「畝產十幾萬斤糧」和「瓜菜代」,甚至「草根代」。該同學是因為在哲學課上學了「否定之否定」之後認為任何理論都應先加以否定,如果確是真理,在否定之否定後才得以承認。這樣就被指責為懷疑和反對馬列主義而打成右派。作為一個工科學生,我大姐自己即對政治不感興趣,也真心實意熱愛共產黨新中國,當時上大學還不太講出身成分,學生中工農出身還不多,她的職員出身算是成分好的了,所以也平安無事,逃過一劫。
我的堂姑夫,阿祥叔,當時是上海市工商聯的一個小幹事,他平時為人熱忱,喜歡熱鬧,酒肉朋友多,常和同事朋友一起聊天吹牛。反右時他被指責與資本家打得火熱,替資本家辦事,泄露政府工商政策給資本家。還有一次下鄉檢查工作,正逢雨天路滑,他說了一句「鄉下的路泥濘不平真難走」。反右時也被人揭發出來,說他污衊社會主義。儘管後來認為情節不算太嚴重,他依舊被評上了「右派」。不久全家被趕到市郊嘉定縣的一個國營養豬場。雖然四阿姑不是我的親姑姑,是我父親的堂妹,但由於我父親是獨子,所以堂兄妹也就走得近,他們來上海時會來我家,爸爸也去看過他們幾次。有一次我們全家去他們家,那好像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大饑荒後不久,他們告訴我們在大饑荒年代,那時稱「三年自然災害」,人吃豬食,豬吃人糞,豬同人一樣瘦得皮包骨。他們住在兩間一套的單層磚房裡,這些統一的幾長排住房外面看上去如同營房,裡面泥土地,陰暗潮濕,煤球爐的熱氣驅散了一點寒氣。晚上雖說有電,支光很小的電燈下屋裡依然昏暗侷促,即使外面皓月當空。
他們有三個孩子,兩個兒子同阿祥叔一樣有先天性心臟病,大兒子至死未婚,小兒子後來成家後有一子。由於在郊區生活居住條件差,醫療條件更差,在阿祥叔五十歲去世後不久,兩個兒子也相繼離開人世。女兒練氣功,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後自殺身亡。阿祥叔沒有活到右派改正那一天。由於本人已亡,四阿姑又是個少言寡語的老實人,他們沒能遷回上海,只是後來住房等有所改善。四阿姑看到丈夫和自己的子女都先她而去,孤苦伶仃,鬱鬱寡歡,再加上同她的幾個性格活躍開朗的姐姐不一樣,她性格內向,不願到上海親戚家走動,除了和小兒媳和孫子有所來往,獨自一人走完了她悽慘的人生。離世時死在廁所間,過了幾天才被人發現。
另一位「右派」親戚是我奶奶堂兄的小兒子,我叫他蘭蘭叔。他一九四九年從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在法院工作,參與過幾個要案審判,頗得賞識,好像還上過報紙。他怎樣被評為「右派」的細節我不清楚,只知道全家被發配到甘肅張掖。還算好,沒有進勞改農場。在農村沒呆多久,由於辦事能幹,善於交際,被調入一煤礦做採購,他幾次到上海出差或探親時,來過我家,我只記得他很精幹,說話滔滔不絕。我媽說讀法律的都能說會道,怪不得要當「右派」。八十年代「右派」改正後,他先是到蘭州法院工作,後又調到寧波大學教書。
還有一個假「右派」是我的一個表兄。他是我小舅舅的大兒子。我小舅舅早年眼瞎,過世得早。小舅媽在鄉下含辛茹苦帶著幾個孩子,我媽媽同她幾個在上海的兄弟姐妹都在經濟上給與一點接濟。我的兩個姨媽同其他人合開了一家針頭廠,就讓我小舅媽的大兒子來上海進廠做工,不久廠就公私合營了。由於他一人在上海,年紀輕且沒有大人管教,所以養成習性散漫,不求上進,幹活有些吊兒郎當,常常頂撞領導,與廠里的組長,車間主任,團支部書記都鬧矛盾。在一次全市性的抓「壞分子」的行動中,他就被抓了進去。我媽說當時人像螃蟹一樣一串串地捆著送進警局。此時正是反右後期,各單位正在處理右派,一部分被送去勞改。他們這一批人也就同許多右派一起送到安徽勞改農場,刑期滿後就留場就業。也正因為如此,二十多年後他也被作為「右派」改正回上海,也算是占了「右派」的光。
他告訴我們他的命是撿來的,不用說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幹活累死的,缺醫少藥生病死的,幾次抗洪搶險,他們這些勞改犯和勞改就業犯都被逼著跳到洪水中用人體擋決口,不少人被洪水沖走。他回上海後被安排在近郊的煤氣公司里工作,同郊區一位喪偶的少婦結婚,她有一女兒,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當他退休時,女兒已成家,兒子參軍復員回來後進一工廠。儘管往事不堪回首,他晚年也總算老有所安。可是退休後沒有幾年他得了癌症,在他兒子結婚後沒幾個月就去世了,沒能享到多少天倫之樂。我想他兒子匆匆結婚也是為了趕在病魔奪去他父親的生命之前。
反右已經五十多年過去了。儘管國內像對待文革和大饑荒等一樣,政府刻意淡化,阻擾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和反思,回憶反右的文章還是層出不窮,但其中寫名人的,文化人的,或經歷特別動人的占多數。然而這五十多萬的「右派」中大多數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事跡,也沒有曲折離奇的經歷,就是為了幾句話,幾件小事,改變了人生,變成了這倒霉的五十幾萬(也有認為上百萬)中的一個數字。而且一人罹難,全家遭殃,這樣幾百萬人成為賤民。如今這五十多萬已所剩不多。他們中的許多人要求徹底平反「右派」,補發工資,開放檔案,弄清真相。他們拒絕遺忘,反思歷史,寫下了他們自己和死去的「右友」的苦難經歷,不讓它默默無聞,不讓它煙消雲散,為歷史留下見證。所以我也將我這些零碎記憶記載下來,為反右歷史填補一角。
2010年07月30日
(《華夏文摘》cm1007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