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45年前的1980年我以實習生身份進入國務院，1982年成為職業外交官，因此我在里根總統的政府中工作過。里根總統是冷戰結束的絕對關鍵人物，順便說一句，我們當時並沒有預料到冷戰會終結。1990年至1995年期間，我實際上一直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為老布希和比爾·柯林頓效力。直到蘇聯解體前的一兩個月——實際上直到1991年10月或11月，我們才認為蘇聯可能會解體。這一判斷遲到這麼晚才成形，幾乎是整個政府的共識。
現在的情況與當時截然不同。儘管將這場新冷戰與那場舊冷戰進行比較很有吸引力，但必須首先明確，中國當前自身的力量，無論經濟規模和技術基礎、科技實力，還有其卓越的大學與研究機構，都遠超當年的蘇聯。
我非常尊重邁克·加拉格爾，也多次與他和馬特·波廷傑交流這些問題。他們聰明過人，而且正嘗試慎重看待這段關係。不過，我並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觀點。
第一個問題，中國會作何反應？：如果美國宣稱要「贏得」這場競爭，這意味著中國將不得不改變自1949年10月1日以來一直實行的政治體制。在面對這樣一個以黨為核心的國家，我們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對方會如何反應。
第二個問題，盟友的立場：如果美國明確表態要「贏得」競爭，國際體系中的各方可能會認為這意味著類似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時的那種勝利。這對印太地區的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印度，以及北約盟友和歐盟夥伴意味著什麼？因為他們目前是我們在全球範圍內遏制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全球南方國家會如何看待這一戰略：如果美國公開將目標設定為「戰勝中國」，這對美國來說是否有利？它能否在我們與盟友的關係中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戰略分量？你能否通過這樣的戰略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對此，我深表懷疑。
最後一個問題是——在我們某些利益一致的領域，如何達成微妙的平衡？例如在氣候變化、芬太尼等問題上（我們開始看到中國的幫助，但他們需要做得更多）以及在軍方交流方面會發生什麼？他們會徹底切斷與我們的所有溝通管道嗎？
你必須全面權衡其中的利弊。我對他們兩位非常尊敬，而且我們確實需要在美國自身體系內進行這種類型的思想碰撞和對話。但恕我直言，我並不認同他們在《外交事務》中提出的觀點。
喬丹：容我挑戰一下您的一個觀點。您剛才說中國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執政體系，但事實上他們經歷了許多不同的時代。是的，黨的存在始終如一，但毛澤東幾乎親手推翻了它。我們經歷了鄧小平時代、胡錦濤時代，現在是習近平時代。（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蘇聯）黨的運作方式以及對外關係的看法在其75年的歷史中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可以確信的是，在未來30年內，中國會發生更多變化。在一個後習近平的世界裡，美國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的治理方式？
伯恩斯：看作競爭的一部分（我們正處於競爭關係中），就是反對這個體制的許多方面，反對在新疆、香港和西藏對基本人權的剝奪。我曾在中國多個城市的教堂參加過禮拜。我們反對這個國家缺乏宗教自由。這正是競爭的一部分，關乎政府在賦予或剝奪人民權利方面應當或不應當做什麼的問題。
說到這一點，「贏得競爭」戰略的一個問題是：中國體制真的會崩潰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希望保留這一體制，畢竟我們的競爭目標正是其核心部分。但必須思考：追求「贏」的後果是什麼？是否會在某些方面讓我們變得更強？甚至由此無法與其他國家合作，又會付出怎樣的代價？這才是必須深究的核心問題。
喬丹：如果中國重回70年代末、80年代那種思想活躍的狀態，美國可以做些什麼，或者應該為這一時刻做些什麼準備？
伯恩斯：喬丹，我曾擔任過柯林頓總統的國務院發言人，在那個時期我學到了一條重要的經驗：永遠不要回答假設性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假設性問題。我還有八天就要卸任駐華大使一職，或許六個月後可以再聊這個問題，但今天不談。
喬丹：好吧。讓我們回到基辛格的話題。可以說他是最有技巧的外交家之一，他在如此高的博弈中積累了別人難以企及的豐富經驗。然而，從您書中來看，他最引以為傲的兩項工作——羅得西亞和越南——最終卻可能成了他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敗筆。或許可以將孟加拉國歸入另一案例。如果連被認為是這個領域的頂尖人物，在他自認為最成功的事務上，最終卻導致了最糟糕的結果，這又意味著什麼？
伯恩斯：在他漫長的職業生涯，跨越了納粹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延續到今天。最近，我剛開始閱讀他與埃里克·施密特合著的關於人工智慧的新書，這是他在百歲時完成的著作，去世後出版。
沒有人能做到完美無缺。他對我們計劃在那本書中專門寫一章，講述他試圖廢除羅得西亞白人少數統治的努力，並進一步探討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問題的嘗試，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向我們明確表示，這發生在1975-76年間，他和福特總統決定要與當時的羅得西亞白人政權（後來的辛巴威）以及南非的白人政權劃清界限。然而，他未能成功。我們在為這本書做研究時，採訪了許多與他共事的美國外交官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說，作為國務卿，他未必成功，但他為1978年的蘭卡斯特宮會議的召開奠定了基礎，那次會議在他離任僅一年後就推翻了白人少數統治，建立了現代辛巴威。他對我們要研究這件事非常感興趣，因為他說這份工作已經被遺忘了。他傾注了大量精力，和我們一起回顧他的戰略假設以及他在戰術上的嘗試。
還有一件事，我對我和他之間的交流記憶猶新（在我準備來北京時也和他談過這個問題）歷史上對基辛格國務卿有很多批評，說他未能提升人權議題或重視談判對象政權的性質，這裡指的是蘇聯或毛時代的中國。他特別強調了一點（他的傳記作者尼爾·弗格森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防止核子戰爭、降低核子戰爭的可能性以及在大國關係中實現某種平衡是一個高度道德的目標。
這是我們與他對話中一個頗具意義的觀點。談到美中關係，我們的立場是，不能忽視人權問題。就在幾天前，我發表了一份聲明，內容涉及一位名叫艾克帕爾·阿薩特（Ekpar Asat）的維吾爾族青年。因為試圖促進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的更好關係，過去八年來一直被不公正地監禁。我們決定必須直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人權方面大規模缺失。幾十年後，我們做出了不同的判斷，這也回應了外界關於未充分關注人權問題的批評。
喬丹：我非常喜歡羅得西亞那一章。你們精彩地展示了他在談判桌上是如何巧妙地讓尼雷爾和南非人站到一邊的。讓我相信，正是他的努力促成了辛巴威的建立。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辛巴威的建立最終成了過去30年來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之一。
伯恩斯：當時的理念（結束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是正確的。顯然，基辛格無法預見到此後幾十年間羅伯特·穆加貝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