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19年，我有幸獲得獨立中文筆會第17屆自由寫作獎，評價中提及長篇紀實《丹麥人在安東》關注了丹麥傳教士這一群體在歷史變遷下的悲歡沉浮。去年，這部作品已由台灣新銳文創出版。中國作家冉雲飛在《卌年結撰百年史<丹麥人在安東>述評》中寫道：作品並非專對一位傳主的行跡事工做特別的研究，而是對數位人物的傳教歷程及信徒受迫害的經歷，所做的史事記載，但不妨謂之「天路客列傳」。本篇「丹麥特嫌記事」也曾作為「列傳」之一，寫入書中，仿佛一棵樹上的枝杈剪掉了，但埋在了土裡，慢慢地長出了新綠。
第四十七章「全紅總」的餘孽
文革時「五湖四海」廣播站所在地——七經路日雜商店，即粉色樓，後為「木吉他」歌房，現已拆除（網路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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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省革委會的批示，丹東市革委會由99名委員組成，設33名常委，趙其林（空二軍政委）任市革委會主任，吳瑕（空二政治部主任）、林元福（軍分區政委）、陶貴春、欒汝坤、張玉德、車丕恩、張雲卿、韓守仁、宋慧珍（女）、林彥、陳吉春（女）、岳松花（女）12人為革委會副主任。
上層革委會成立後，便仿佛有了接生婆，催動著下層革委會的出世。於是，接二連三的「新生兒」，拉著隊伍，敲鑼打鼓的到市革委會門前「報喜」：又一曲毛澤東思想的凱歌響徹雲霄——某某單位「革委會」成立啦。
按照「三結合」的要求，革委會的成員應有群眾組織的代表，即兩派在革委會中都要有人，也就是說，既要有「座山雕」，也要有「八大金剛」的陪襯。而且，要採取「巴黎公社式的選舉」，但是何為「巴黎公社式的選舉」，軍代表說了算。雖然兩派「聯合」了，但「山頭」依然，所以，「一群伺機而動的嗜權之輩」，都在拼命削尖了腦袋鑽進去。但是，最終還是「槍桿子裡出政權」。
在軍代表的操縱下，「丹聯」的一把手推車丕恩作為群眾組織代表進入了「市革委會」。雖說「打綢校」他是總指揮，打死了那麼多人，「民憤」難平啊！可是，卻坐上了相當於「副市長」的寶座——市革委會「副主任」。軍代表解釋說，這是「一碗水端平」，講究政策。
其實不然，如勞動局技校的學生李作凱，由於上了校革委會「候選人」的名單，而被關押起來審查。軍代表說，有人揭發李作凱的「五湖四海」廣播站是「全紅總」的「餘孽」，並有污衊江青的言論。
所謂「全紅總」，即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總部設在北京全國總工會，是一個全國性的臨時工造反組織，曾受到江青等人的接見。而李作凱作為邊城一個勞動技校的學生怎麼和這些「串聯」起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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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天，我（李作凱）找了幾個「得勁兒」的同學去串聯。當時，外出串聯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臨時機構）掌控的，分期分批的進行。在批准了我的串聯要求時，附加了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帶兩個女生。因為女生有的膽小，自己不敢出遠門。可是，我班裡沒有女生，因為專業是「鍛工」，說白了「掄大錘」的，沒有那個女孩願意當「鐵姑娘」。於是，從外班來了兩個女生。女人是弱者，叫你「帶」就是「照顧」的意思，出了事是有責任的，這不是「遭罪」嗎。
果然，到了武漢，「麻煩」事來了，小蓮迎來了女人的初潮，焦慮和恐懼，加上水土不服，仿佛害了一場病似的。束手無策的我，只好護送她回家了。
大串聯的日子裡，無論北上還是南下，只要列車一停，紅衛兵便蜂擁而上，沒有點體力是很難擠上去的。雖說我是「體育棒子」，但「攜帶」一位「弱不禁風」的女生，如何才能擠上列車呢？
有個白髮老人一邊擠著，一邊哭喊：小將啊，行行好吧！家裡老娘要死了，讓我上去吧…….
於是，我便一手推著老人，一手拉著小蓮，嘴裡喊著，毛主席教導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
終於，我和小蓮擠上了列車。車廂里水泄不通，行李架上成了「臥鋪」，硬座底下躺著人，過道上男女的肢體都拼貼在一起，有的背靠背，有的胸貼胸，難以形容的滾燙，什麼「男女不親」，拘謹和羞澀早已無影無蹤了。
痛苦難耐的是排泄，要排著隊入廁。可廁所的鎖眼卻顯示「有人」，卻好久也不見人出來，恭候的人急的抓耳撓腮。我喊來了乘警用鑰匙開門一看：空空如也。是誰在惡作劇，車廂里響起了一片嬉笑怒罵…….
車廂里猶如蒸籠，人人汗流浹背，口乾舌燥，不知乘務員哪裡去了，也沒人供水，只能在停車時下去找水，而被列車拋下也是常事。
不管怎麼「遭罪」，千里迢迢，總算到安東了，真是如釋重負，心裡長舒了一口氣。
李作凱生於1945年，安東人。勞動技校學生，「五湖四海」廣播站站長。2020年9月訪談攝於李家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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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蓮回家了，我又急忙返回了武漢。然後，和同學直下廣州，來到了廣州中山大學。
從家出來，一路上，大學是不可越門而過的。一天到晚劃拉傳單、小報，抄大字報，眼花繚亂。偶爾也寫一張「聲援」的大字報，如在北大就聯名寫了一張支持聶元梓的大字報：「誓與聶元梓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大學校園的廣播喇叭不停地響著，要麼「鄭重聲明」，要麼「最後通牒」，還有兩派的辯論，每天都浸泡在一種熱烈、亢奮的情緒之中。
無論是京都還是羊城，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串聯的學生也寫大字報宣布成立組織，名稱都用毛主席詩詞，如「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分別拆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而後再組成：「四海翻騰戰鬥隊」，「雲水怒造反兵團」，等等，諸如此類。
在革命情緒的感染下，我成立了「五湖四海戰鬥隊」，因為毛主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同時，人員東西南北都有，「五湖四海」，名不虛傳。未曾想，旗幟一打出來，踴躍加入者如過江之鯽，竟然達兩千多人。
這時，人民日報發表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宣傳紅衛兵「步行串聯」的「革命創舉」。於是，我們也開始「長征」，廣州紅衛兵接待站還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條毛毯，以備禦寒。
還沒有「爬雪山過草地」呢，走著走著，人漸稀少，從廣州（東山航校）走到株洲，「五湖四海」各奔他鄉，不宣而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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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學校，已是秋風蕭瑟了，三層樓房空蕩蕩的。因為，師生都串聯去了，好像大水衝決了堤壩，無法控制了。
串聯回來後，便紛紛成立組織，教室都被「占領」了，門上分別貼著「八二二」、「一二五」、「金猴」等等。於是，「五湖四海」又「東山再起」了。
學校的「舞台」太小，已經容納不下師生了。於是，便沖向社會了。
我找了熟人「老謝」（謝慧中，後為紅司常委），他是市政府（商業局）的商業科長，交遊廣闊。在老謝的幫助下，「五湖四海」有了辦公地點，在氣象台（二層紅樓）的樓上，自立山頭。
當時，二中八三一的頭頭（宋革命、李小兵）到處招兵買馬，找到我叫跟他們一起干。但我想「自己解放自己」，何必被人收編呢。
由於，氣象台地處城邊（六道溝），有些冷清，缺少那種瘋狂熱烈的氛圍。我便向老謝提出「進城」的想法。於是，便搬到了食品公司（二道橋子）。雖然進城了，卻不在市中心。最後，在老謝的幫助下，又搬進了日雜商店，下面是店鋪，頂層辦公，「五湖四海」安排在樓上。日雜店對面是本市最大的第一百貨商店，東邊是火車站，西邊是市政府，中間的開闊地便是站前廣場。一個車水馬龍，繁華熱鬧的地方。終於，來到了中心地帶，這回「五湖四海」總算安營紮寨了。
地方有了，「五湖四海」做什麼呢？光寫大字報，沒勁兒啊。經過討論，大家決定建立廣播站。於是，在老謝的籌措下，從「一百」搬來了廣播器材，但缺少一個高音喇叭，五龍金礦八三一派（高占東）送來了，雖說不夠「高音」，但總算裝備齊全了，喇叭掛在了樓上的窗外，可以投入戰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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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開播，背景音樂是《東方紅》，由強而弱，平靜之後，便是少男少女清脆、洪亮的聲音。新聞節目之後，常有辯論，直至深夜。對於聽眾來說，辯論是廣播的「重頭戲」，尤其是「五湖四海」的幾個「鐵嘴」吸引了市民，聚集在樓下，仰望著大喇叭，聽到興奮時，便鼓掌叫好，高喊「堅決支持革命小將」…….
「新聞」也要有吸引力，比如，對面樓（「八一八」）就播放了誰殺了誰的「朝修政變」，不僅震動了江城，但也「惹惱」了「朝修」，岸邊架起的高音喇叭哇哇的「抗議」。
這時，從北京傳來了一份小報《工運戰線》，頭條標題十分醒目：《江青流著淚說…….》。由於這題目很吸引眼球，「五湖四海」立馬廣播了這條新聞——
1966年12月24日，北京發生了一起震動首都的事情。下午二時許，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大約有五萬人，打著的旗幟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幾輛宣傳車播放著口號——
向劉老闆（注）算總帳的時候到了！
徹底剷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些人是「全紅總」北京分團的人，圍觀的群眾越來越多，加上串聯的學生，從金水橋一直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長安街的交通阻斷了。最終，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來到了勞動部，迅即查封了勞動部的一切辦公室——「勞動者」造反了。
原來，這些「勞動者」，乃是被壓在社會社會最底層的「臨時工」。好比火山，炙熱的岩漿被壓迫在堅硬的地殼下，壓迫越久，積聚的能量越大，一旦爆發，轟天動地。
注：「劉老闆」即總工會主席劉寧一。
方圓，貴州青年臨時工（父親為國軍將領），18歲參與組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者總團」（網路）。1966年10月，方圓的文章《論臨時契約工制度》作為傳單散發，並抄成大字報張貼於北京街頭，文章引起了各地許多「臨時工」的共鳴。於是，雲集北京，「全紅總」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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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晚7時許，在人大會堂東會議廳，江青等人（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戚本禹、姚文元）接見了「全紅總」十幾名代表。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話：「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頓時，臨時工代表齊聲歡呼「毛主席萬歲」。（《江青陳伯達與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代表的談話》北京電力學院1966年12月30日翻印）
代表們在控訴臨時工制度對工人的殘酷迫害時，聲淚俱下，甚至泣不成聲。江青、陳伯達不禁流下了眼淚。
江青流著淚說，對不起你們！
我流淚不是軟弱，是因為看到了自己真正的同志。我感謝你們。你們給我上了生動的一課。
同志們，這次反映的情況對我們是很大的教育。我建議馬上發給他們每人一枚紀念章，一本毛主席語錄。你們把全國勞動力分配部門全部掃掉。你們進京工人全部住到工會、勞動部去。讓他們負責吃飯、住宿。
接見後的次日，即27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數輛大小汽車，把「全紅總」接進工會大樓，由此，「總工會」陷於癱瘓，被「全紅總」取而代之了。
二十幾天後，風雲突變。「全紅總」接到國務院有關人員的轉告：周恩來不允許有全國性組織。「全紅總」應該主動撤銷，因為你們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了。
1967年1月22日，「全紅總」做了最後的抗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三十萬人的集會示威，一面巨大的「全紅總」旗幟迎風招展。
獨立作家鄭義在《慶賀獨立工會運動先驅「全紅總」五十歲生日》一文中寫道：這個工人組織從一開始就脫離了毛澤東利用民眾運動打倒政敵的文革設計，而表現出爭取自身權益的獨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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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廣播《江青流著淚說》之際，正是「全紅總」如日中天之時，與什麼「全國性的反動組織」風馬牛不及。說「江青流淚」就是「污衊」，可誰能舉證江青沒有「流淚」呢…….
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
3月3日，「全紅總」從京城到地方所有的負責人被「一網打盡」，領袖人物青年方圓被判得最重，獲刑20年。
李作凱說，把一個小小的「五湖四海」拉上「全國性組織」的馬車，這純是「麻繩拴豆腐——提不起來」。「五湖四海」在大串聯的路上，早就走散了，與「全國性組織」毫不相干。
據說，本市也有「全紅總」的「殘渣餘孽」，但總不能把「臨時工」都打成「全紅總」的「小爬蟲」吧。其實，有太多的「臨時工」根本不知「全紅總」為何物。因為，火種還沒有撒到窮鄉僻壤，革命者就鋃鐺入獄了。
本市也有「全國性反動組織」，那就是「榮復軍」了。早在2月1日凌晨，就被駐軍一舉搗毀了。這，在報紙上已經報導了：包圍全城，抓捕「榮復軍」400多人，包括「全部首惡分子」。革命群眾熱烈歡呼：解放軍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行動好得很！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巨大勝利！
注：《人民日報》（1967年1月31日）轉載《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一文，將「榮復軍」等群眾組織打成「反動組織」。
1967年2月9日《丹東日報》頭版：革命造反派聯合行動當地駐軍直接支援一舉搗毀鳳城綢廠反動組織「榮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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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秋季，紅司在青年廣場聚會。在會場的李作凱聽說，「五湖四海」被砸啦！他的心裡咯噔一下子，馬上要去廣播站。老謝不讓，說先派人去看個究竟，「車耀子」（車耀東）便開車去了。
當時，「丹聯」在站前廣場集會，車耀子將車開至附近，車上的人便向會場投擲鐵球（五龍金礦球磨機所用），頓時，會場的人群驚慌逃散了。
這時，李作凱來到廣播站，發現廣播器材已被洗劫一空，桌椅也被砸了，只有廣播喇叭還掛在窗上，可能是沒來得及摘下。後院傳來痛苦的呻吟，幾個男生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扶牆而立，鮮血順著褲腳流出來。
原來，手持長矛的一群工人衝上樓時，學生無路可逃，只有紛紛跳樓，所幸樓層不高，跌落在一個平房屋頂。但每個人的臀部都被工人的扎槍捅了，最重的挨了三槍。
「五湖四海」被砸了，五個同學負傷住進了醫院。一些老人站在路旁，望著樓上窗口的喇叭，搖頭嘆息，悄聲議論：這些孩子招誰惹誰了，聽說是「「二一兵團」（汽改廠）乾的，那麼大人拿扎槍頭子扎學生，怎麼下的了手啊！
從這天起，「五湖四海」徹底「落花流水」了。再說，也沒有必要「慘澹經營」廣播了，運動出現了新階段——文鬥已讓位於武鬥了。
李作凱雖然僥倖，臀部沒有挨扎槍捅，但罪也沒少遭。競選校「革委會」成了泡影不說，被關押審查了三個月，戴上了「壞頭頭」的帽子。釋放後，又被警局羈押三個月，罪名是「五一六」分子。
一次，校革委會召開批斗大會，把他押上台，身邊站的卻是「走資派」市委書記宋克難、市長李言，做夢也想不到竟然和市領導成了「難兄難弟」。
往事不堪回首，年已古稀的李作凱。攝於2020年9月訪談。
參考：
鴻路|「丹麥特嫌」紀事——小城文革印象（一）
鴻路|「丹麥特嫌」紀事——小城文革印象（三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