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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內幕 三甲醫生血淚控訴:中國醫改已病入膏肓

—麻藥不睡背後:我和三甲醫院醫生聊了聊集采這件事

麻藥不睡背後:我和三甲醫院醫生聊了聊集采這件事

「我當然想做一個好醫生了。」

文 | 衛詩婕

本期思考夥伴|S 醫生(北京市某三甲醫院主治醫生)

「麻藥不睡、血壓不降、瀉藥不瀉」。

這是農曆蛇年過年前,來自上海瑞金醫院的普外科主任鄭民華在接受財新採訪時,形容集採藥藥效不穩,講到的一句話。

這句話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的標題,並在網際網路平台上被熱議。就在幾天前,醫保藥監局首次回應了這一說法,這條新聞再次登上微博熱搜。

我在熱搜當天邀請了某三甲醫院的主治醫生 S 醫生,錄製了一期訪談。

這期內容不僅包含著一線醫生在臨床中所遇到的各類集採藥品、器材、報銷制度的實踐挑戰,也涉及過去醫療產業鏈中的商業生態是如何被徹底打破,而這一切,對於普通公民而言,意味著哪些權利的獲得與喪失。

進入正題之前,我想先推薦一部劇。

2019年,香港上映了一部以醫療改革為題材的電視劇《白色強人》——這部醫改劇的核心主題詞是角力與平衡:一場澳革中,各方利益糾纏、博弈,複雜性盡顯。

劇中構建了兩個醫生角色。

一個是絕對的正面角色唐明(馬國明飾演),典型的「良心醫生」畫像:身為醫生,一心捍衛公立醫療的公益性,反對私有化改革;

另一個是亦正亦邪的「偽反派」醫生 YT(郭晉安飾演),心懷一定的政治野心,推動改革的背後亦有私心;

兩個角色實際上是理想化與現實派的縮影與纏鬥。

正如我們今天所聊到的醫改話題,改革沒有滿分答卷,但處處充斥著兩難,矛盾的表面張力,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但實際上,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這部劇最後給出的是一個理想化的結局,即,兩位角色的不同價值觀最終殊途同歸,共同指向醫者仁心。

我想,這也是面對這類沉重話題時,藝術創作者所能作出的最原始的呼籲。

與 S 醫生的這期訪談,令我感觸最深的有幾點:

中國的中產繳納著高昂的稅收,但在未來會被不斷擠壓生存空間——這次醫改最直觀的體現就是醫療服務的兩極分化:在集採制下,醫療會進一步普惠,這對貧窮的底層人群的確是福音,能夠解決有醫療和沒醫療的問題;富人自不必說,從來他們也不會選擇公立醫療,改變也不大。但中產們,在公立醫院所能獲得的醫療服務,在不遠的將來將會大打折扣。

醫改和集採制度,已經徹底改變了原本的醫療產業鏈生態和供給間的平衡——這也是為什麼《商業漫談Jane'stalk》這檔欄目會涉及這個民生社會話題。公共利益空間的背後,也需要靠商業系統和生態去支持,而今日,舊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或者不知能否建立),一個頗為敏感的話題是,藥品集采本質上是一種醫藥採購界的拼多多化。如何去理解這拼多多化,要去理解硬幣的兩面,情緒本身不起作用。

生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在今天的醫療場景內,年輕醫生將會面臨非常多挑戰——醫術的含金量本身就體現在豐富病例和場景的實操,而現有的醫改體制會徹底改變這一點。

藥品與醫療體制的監督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始終有待完善的領域。我在操作這期內容期間,也查詢了一些重要的資料,將會附在文後。



以下是與 S 醫生訪談後、查閱相關資料後得出的整理筆記:

Jane's interview

目前的醫療改革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藥品和醫療耗材的集中採購,簡稱集采;第二,DRG 和 DIP制度——指的是醫保按病種、進行固定費用的報銷支付。第三,醫生的年薪制。

這三大措施的誘因,都是起源於醫保內資金需要進一步規劃使用——在中國,福建省的三明市最早做出了一種示範性實驗:當地政府為了節約醫保資金,想盡辦法控制醫療費用——現在已經在全國鋪開的DRG、DIP制度,藥品耗材的集采,以及即將要在全國執行的醫生年薪制,基本都是仿照三明醫改。

分別解釋一下這三個部分。

Jane's interview

01

集中採購:

藥品和醫療耗材的「拼多多化」

所謂集中採購,有點類似於過去的計劃經濟,指的是政府聯合醫保單位,把各醫院所需要的藥品和耗材需求集中起來,需求量一匯總,就能夠以量換價——進行集中採購,從而降低採購的成本。

沒錯,聽起來非常的「拼多多」。

這樣做當然事出有因:過去,的確存在過度醫療的現象——由於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國家允許「以藥養醫」,即默許藥品和檢查的一部分收入歸為醫生的「灰色收入」(因為醫生的陽光收入並不高),這樣一來,的確存在一些黑心醫生亂開檢查和藥方,構成了過度醫療,也大量消耗了醫保資金。

目前,從結果來看,集采的確實現了節約醫保花費的目的——以過去的手術耗材為例,心內科所需要的心臟支架,骨科用的鋼板、螺絲釘,消化科所需的介入材料(如球囊)等,這些耗材在集采後的價格都大幅降低了。

以骨科手術用的鋼板為例,過去一塊鋼板的價格高達2萬元左右,集采後的價格低至3000元左右,甚至更低。

但 S 醫生認為,過去 2 萬元的溢價中,也包含了醫藥器械商的「服務」

比如我們骨科要做手術,術中需要有人(器材商)幫助我們操作透視儀器;骨科耗材很多,作為醫生,沒有那麼多時間研究每種耗材的說明書和具體特性。在過去,廠家的人可以跟台手術——術中遇到各類有關耗材的使用問題,隨時都可以問廠家的人。

但現在絕無可能了——過去半夜兩點我需要手術,廠家的人隨時可以扛著器材抵達現場。現在至少需要提前一兩天告訴人家,他才能準備。因為他們的利潤被極致地壓低了,服務態度也大幅下降,到點就下班,下了班絕對不給你多干。

這也客觀上導致了手術排期變久。

無論是在財新對於集采的相關報導中,還是在我對 S 醫生的訪談中,都提到了一個具體的場景:

即集采招標的現場——所謂集采,其實是相關部門聯合衛健委及醫院代表,與藥品或耗材製造廠商談判,進行公開招標。從結果來看,中標的產品基本都貼著成本價報價,S醫生的原話是「瘋狂壓價,壓得我目瞪口呆」——這樣做的邏輯是,一旦中標,將獲得海量訂單,即符合「薄利多銷」的邏輯。

這也是為什麼,集采的本質類似一場對醫藥產業鏈的「拼多多化」。

S 醫生觀察到,部分進口耗材已經放棄、或者傳聞準備放棄集采招標,甚至行業內傳聞,部分外資器材商準備撤出中國市場。

「現在集採藥中,還有一部分進口藥和進口耗材,但在未來,進口藥商可能會被「熬走」」。

這裡,還需要縷清一下原研藥、進口藥、仿製藥和國產藥這幾個概念

原研藥,指的是原創性新藥,一般是由製藥公司通過自主研發,首次在世界上研製並獲准上市的藥品。這類藥品通常享有專利保護——由於其研發過程耗時長、成本高,所以某種程度上,專利期的保護也是在保護創新,也保護創新的可持續性。

通俗來說,專利期保護的,正是原研藥背後的創新機制。也是所謂「進口藥」高價背後的商業邏輯與倫理。

而在專利保護期結束後,該藥物就要公布其主要成分的化學式,這時,仿製藥就登場了——但仿製藥並不意味著簡單抄襲:原研藥廠並沒有義務公布相關工序、流程細節、輔料等等,這些依然要靠仿製藥廠自行研究。

據 S醫生介紹,集採藥中,目前還是以仿製藥為主——由於「價低者得」,仿製藥在成本和售價方面有先天優勢。而其中,又以國產仿製藥占集採藥的多數。

僅以 S醫生的臨床實踐觀察來說,在骨科手術中,他遇到過「國產螺絲釘掉金屬屑」、「鎖釘擰不緊」、麻藥無法立刻見效、效果時長縮短、手術耗材出現問題等等,且,「麻藥出現問題的情況還不少見」。

總的來說,集采是一柄雙刃劍——

它的正面影響是的確進一步實現了醫療普惠,在我查閱資料及調研的過程中,一些從業者的確認為,中國的醫療普惠在世界範圍內其實屬於「相當不錯」的水準:集采後的價格能夠使更多人——尤其是藍領、農民等底層人群不會因為一些常見病而「返貧」。

低價解決了有醫療和無醫療的本質選擇問題。

而劍的反面,則是新制度解決了舊問題,但帶來了新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轉換成對於拼多多的思考,拼多多對於產業的蝴蝶效應,帶來了什麼?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寫的文章《618的窮途,電商已不知為何而戰》。

當產業利潤被無限壓薄,同時缺乏激勵創新的機制,基本上就容易進入無下限內卷的循環。

Jane's interview

02

DRG & DIP 制度:

拒收病人的現象從哪來?

所謂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診斷相關組)和DIP(Diagnosis-InterventionPacket,診斷干預包),可以通俗地理解為把疾病按照病種來打包,進行醫保付費。

最明顯的表現是確定了每種疾病的醫保支付(結算意義上的)上限。比如闌尾炎的治療,醫保支付的上限假定為 1000元。但實際臨床的案例中,可能會出現特殊病例——比如當病人有併發症,其實際治療花費很容易超過 DIP 和 DRG 的限制,即超過這1000 元的上限。

一個年輕人身體很健康,做完手術可能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而一個有著基礎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史或心梗病史等)的老年人,住院期間容易形成併發症,一旦形成併發症,治療費用一下子就上去了,超過DIP 上限的部分,將會由醫院來承擔。

為什麼超出上限的部分會由醫院來承擔?

我們可以將患者、醫藥、醫保三者結算的過程視為三個環節:患者與醫院結算(患者支付前)——醫保與患者結算(患者支付時)——醫保與醫院結算(患者支付後),這三個環節是按順序先後發生的。

醫保跟醫院結帳是滯後的。

假設一個病人先在醫院花費 2, 000 元治療費,他在和醫院結帳時將按照醫保比例結算,假設按照過去比例,醫保報銷90%,即病人自己支付了 200 元,病人與醫院、醫保此時已經分別結算完畢。

但往往是在幾個月甚至半年之後,醫保會和醫院再進行一次結算:這時醫保就開始查,「這個病醫保上限只能出 1000元」——那麼結果是,剩餘的800 元只能醫院自己掏。

這也就是為什麼醫院會虧錢的邏輯。

這個過程中,醫院的角色類似於員工為公司墊付了資金,而在員工向公司報銷結算時,不一定能拿回所有墊付資金。

DIP制度的本意,在於控制「過度醫療」,減少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但在實際的臨床實踐中,醫院和醫生不得不小心地計算並控制治療費用——使治療費用不超過醫保的支付上限,就像控制在鍋爐上的熱水,水滿則溢,水少則干。

DRG DIP 的設計,基本能覆蓋九成以上的病例,但總有一些特殊病例你會超費——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好多重病人、特殊病人以及花費高的一類病人,許多醫院就都不願意收。因為收了,醫院就得賠錢。

醫院還得小心控制著醫藥費的支出——高了不行,醫藥會賠錢。低了也不行,假如醫保每年給這家醫院4000萬的額度,而實際這家醫院年終只使用了3000萬的額度,那麼很有可能,第二年這家醫院的醫保額度將會下調至3000萬元。

S 醫生說,DIP 制度執行後,他對於手術的熱情很快被澆滅——

DRG 執行之前,我們(動手術)來者不拒,像我們這類喜歡做手術的醫生,來了以後立刻提供治療。但是 DRG執行以後,一開始還沒有集采,對於骨科手術來說,一塊鋼板兩萬,但是骨科手術上限4萬8,分分鐘超 DRG上限,我們就不太敢做手術了,一些手術做一台賠一台,一天只能收一個。

那時真不願意捕手術啊,來了(病床)真想推走。但急診來的病人往往很危急,不收心裡過意不去,收了就得賠錢。真的很為難。

這是第一階段。就這麼執行了小一年。

後來集采來了,藥品和手術耗材的價格大幅降低,對於大部分病人,DRG是不超了(除非極特殊的病人),但我叫不來廠家了。手術不是隨時都能做了。

而即便是集采後的現在,對於特殊病人來說,如果按照治病的原則,一套下來,還是會超DRG。實際臨床中,有大量非醫療的問題,所謂的「良心醫生」將很難生存。

Jane's interview

03

醫生年薪制:

公立醫院的好醫生,可能越來越少

去年年底國家已經放出明確信號:未來五年之內,全中國都要廣泛地實行醫生年薪制。

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同的地區之間可能有所差異。但年薪制意味著同一地區內,醫生的收入只與職稱相關——一個頂級公立三甲醫院的醫生過去會遠高於更低級別的醫生,二者的工作量也不一樣。但執行年薪制後,二者會有相同的薪資待遇。

除此之外,集採制和 DRG、DIP制度已經完全打掉了過去醫藥、器材、檢查給醫生帶來的灰色收入——這意味著,公立醫院醫生的實際收入會大幅降低。

S 醫生以自己舉例,他工作 10 年,目前是主治醫生,實行年薪制後,每年年薪將不多於 20萬元,「在DIP等各項規定下再扣點,扣掉五險一金,稅後應該是年收入15萬左右」。

他半開玩笑說,「我也許得逃離北上廣。」

S 醫生認為,實現定薪制後,可能會有大批資深醫生離開公立醫院,而年輕醫生的處境會很艱難——

一方面體現在薪酬,「15萬的年薪要在北上廣深這樣的大城市生活還是很有壓力的。」

另一方面則體現在醫術的成長和精進。對於年輕醫生而言,集采帶來的是在臨床實踐中,醫生接觸到的藥品和手術器材種類會大大受限;而DIP制度則會使醫藥儘可能少收疑難病人——這會使得年輕醫生接觸到的病例豐富性大大減少,醫術的精進本就仰賴豐富的臨床實踐,這樣一來,年輕醫生獲得的鍛鍊也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我們都認為三甲醫院的醫生醫術更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三甲醫院接受的病例數量和豐富度遠大於低級別的醫院。醫生的醫術就是在各類不同的病例中,練就出來的。」

Jane's interview

04

寫在最後

為避免歪樓,有必要強調一點:

這些討論,並不是在討論集采和醫改制度的該與不該,而是實踐的有效性和挑戰。

正如上海政協委員們的發聲中,反覆強調了一點——醫生們並不是在否定仿製藥,而是在呼籲集採制為原研藥留出窗口、以及針對集採制下的藥品監管,如何能夠進一步到位的問題。

我在查閱本期資料時,發現一個數據。

根據 FDA(美國食藥監局)報告,2023 年,FDA 的 GMP 監察總共花費 1.9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4億元),相當於中國國家藥監局當年總支出的30倍。

這裡提到一個新概念,GMP(Good ManufacturingPractice,良好生產規範),是藥品質量控制的核心,包括對藥品生產過程、環境、設備和人員的全流程管理。

在中國,GMP監管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企業主動申報,藥監部門核查、批准;另一種是隨機檢查。

但在實踐中,有一種現象細思極恐,即屬地的地方保護主義。

財新關於集採制的系列報導中提及,

如果仿製藥企業在上市後申請變更原料、劑型和生產工藝等,會根據變更對藥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可控性產生影響的風險,分為重大變更、中等變更和微小變更。其中,重大變更需要在國家藥監局藥審中心備案,中等及以下變更可以在省級藥監部門備案。

但在實踐中,多位行業專家向財新指出,監管執行力度遠比制度設計寬鬆。這是因為,區分重大和其他變更的標準比較模糊,對監管人員的專業水平要求較高,屬地管轄又為地方保護主義留下空間。一位不願具名的藥學專家提到,在某些西部地區,當地監管部門會與企業達成某種合謀。藥企採取鎊種各樣的方法壓縮成本,監管部門出於利益保護或吸引投資的考慮,對某些潛在行為「網開一面」。

我總結一下:屬地管轄下,企業通過省級部門備案變更工藝的空間較大。

也就意味著,無限擠壓利潤而造成藥品質量問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最後,播客發布的當天,《商業漫談》的聽友群里,有聽友推薦了一本書,《仿製藥的真相》。也推薦給大家。

歡迎醫藥產業鏈上下游的深度從業者加我的微信溝通。

祝大家身體健康。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衛詩婕商業漫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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