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1954年—），山東定陶人。蘇聯、東歐、俄羅斯歷史研究學者。曾任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現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當受害者與害人者共為一身怎麼辦？】

 

還有一個在俄羅斯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往往「受害者與害人者共為一身」，也許某個人前半段是行刑者，後來又變成了是受害者。

比如1937年8月各地區的書記們都簽署過「大肅反」死刑判決書，但是僅僅一年以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自身也被「肅反」掉了。

俄羅斯在1999年出版過一個上下冊的《誰領導了克格勃》大厚本著作，書中羅列了克格勃從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頭目。一個令人悲哀事實是，從1934-1941年的克格勃管理層人員幾乎無一例外的沒有善終，全部死於非命。

大概沒有人知道在30年代後半的「大肅反」中那些昨天的審判者很快便成為罹難者，僅1937年就有大約4萬多名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也成了「冤死鬼」。恐怖之斧對誰也不放過，包括那些自己的同志。

蘇聯人都知道，內務部機構是「大清洗」的重災區，那些內務部官員別看今天人五人六的大權在握，沒準那句話沒說對腦袋就搬了家，或者不需要任何原因就成了階下囚。

1934-36年克格勃頭目雅戈達被捕以後，新上任的領導葉諾夫對整個內務部系統全部洗牌大換班，把他認為的不可靠者全部送進了古拉格。

而1939年葉若夫倒台之後，貝利亞又在中央和地方展開了更為廣泛的清洗運動，貝利亞之後，對他任內人員的清洗規模更是前所未有，很多人被捕的理由只有一條，「誰讓他是貝利亞當部長期間的工作人員呢」。

就像索忍尼辛所說的，「那幾年抓人的真正規律是數字的規定，分級攤派，統一分配，每個市、區，每個單位都接到規定數字，必須按期完成」，對專政機構亦不例外。

這幾乎成為一個慣例，前任成為後任的「刀下鬼」，蘇聯人已經見怪不怪了，成千上萬令人敬畏的「人民法官」和「祖國衛士」，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支罪犯和敵人的大軍也不是什麼匪夷所思的事情。

在一個源源不斷地製造出「人民公敵」的流水線上，把製造者變成產品不就是來源於一個指令嗎，既然史達林認為「對他個人專權制度不夠忠誠的公民都算作人民的敵人」的話，對「敵人」的標準全憑他個人來判定，——因為史達林不相信，在某個地區里、某個部門或部隊裡突然間沒有他的敵人了，在專政機構的核心部門尤其需要像篩子一樣的過濾。

內務部人員落入鎮壓機器並非由於踐踏法律、捏造罪行、濫殺無辜受的罪名而到懲處，而是被扣上他們自己非常熟知的一套罪名：像背叛祖國、充當間諜、顛覆政權、從事破壞、企圖謀殺國家領導人等等。

這些指控有沒有證據根本就無關緊要，給被捕者編造罪行是審案人員駕輕就熟的「職業技能」。罪名是預先確定好的，不允許自辯，因為根本就不需要證據。

內務部人員原來以為自己掌握了所有人的命運，殊不知自己不過是專政機器的運轉的齒輪和螺絲釘，不但隨時可以替換掉，而且也會像其他受害者一樣，被隨便以什麼藉口而治罪。

恐怖手段的執行者在奉命辦案時可能沒有想到有一天這種手段會反饋到自己身上，沒有想到作為工具的下場比無權者更悲慘。發布命令的人是不承擔後果的，而沒有自己意志的執行者最後要替這種結果責任。

不知道每個執行者在為虎作倀的時候，考慮過這種因果關係沒有。當然也許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當時審判機關的行話是，「不能讓犯人招供的特工註定都是短命的」。如果執行者辦案不利，很快就成為被審判者，而他們空缺出來的位置馬上就被其他人填補進來。

【以葉若夫和雅戈達為例】

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36-38年內務部頭頭葉若夫的命運。大肅反活動高潮過了以後葉若夫成了卸磨殺驢的「替死鬼」。對他審訊時同樣使用了他曾如此賣力地提倡過的肉刑和精神脅迫。

葉若夫在對他的所有指控上簽了字表示伏法認罪。但是在後來審訊中他又多次翻供，哭訴他是迫不得已屈打成招。

他說，在經歷過長達數月的逼供信之後，他開始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不是組織上所指控的那些罪狀。在臨行刑的前一天，葉若夫的繼任者貝利亞看望了他，勸他承認罪狀，並答應如果他認罪的話就可以保全性命。

葉若夫知道，他也曾多少次這樣勸說過被捕的黨內高官，以誘使他們上當，好呈現給史達林一份他想要的供詞，但最後沒有一個人由於這樣做而苟活下來。

因此葉若夫說，我太明白這套操作的路數了，對他的判決應該是早就決定了的，因為對類似人員的判決都事先列印好，只要填上姓名就可以。既然橫豎難免一死，接受貝利亞的建議就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個例子是，曾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雅戈達是作為「托洛茨基陰謀集團」的成員被槍決的，今天誰都知道這完全是蓄意捏造出來的案件。這就意味著雅戈達應該像其他人一樣得到平反。他作為史達林的幫凶迫害了無數的無辜者是不是應該得到寬恕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他所承認並由此而喪生的那些指控是強加於他的。這是兩個概念，應該分別對待。

很多人認為，這些內務部的執行者是罪有應得，是助紂為虐、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蘇聯社會以「階級嗅覺」和「階級敏感」來培養野心家和鑽營者的時候，那些好玩弄手段、詭計多端的「小人」就能獲得最大的生存機會，他們創造了一個罕見的人種——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者」。

內務部從來就是這類種投機分子的「大本營」，他們哪一個人不是手上沾滿鮮血。秘密警察流行語言是，「我們只做黨要求我們做的事。只要有人，我們就能造出案子來」。

在這種人眼裡，那些鮮活的生命只是數字，這些數字就是他們安寧生活的保證，就是他們的附加工資、獎勵、升官，就是機構本身的擴大和福利，數字低，就會遭到撤職、降級、失掉這個飯碗。

「去盧比揚卡」對普通蘇聯人意味著流放古拉格——「遣送到白熊樂意居住而人類無法生存的地區」，意味著家破人亡。而對座在盧比揚卡大樓里的人來說，「這個體系是需要敵人的」，敵人越多，就意味著部門利益最大化，意味著可以去向史達林邀寵，意味著更多的特權。所以即便專政機構在製造冤魂的同時把「自己人」也送進了「絞肉機」，但是仍然有前赴後繼者紛至沓來。

可是又有哪一個人能踏著受害者的屍體走到最後？從來沒有一個人，這就是當走狗的下場。這樣反面的事例會給後人留下深刻的教訓，但如果因為他們是害人者就不為他們的被害作出澄清，這樣做是否本身就違背了法治原則呢？

【俄羅斯面臨「雙重複雜性」】

這第一層的「複雜」指的是「區分問題的複雜」。與我們座談的學者都提到，俄羅斯的「善惡交織」使很多問題混淆在一起。

他們說，在20世紀的蘇聯，我們建立了很多鐵路、電站和大型工程，衛星上天，造了原子彈，成為「超級大國」，是我們充滿自豪，認為我們的歷史都是勝利的歷史。

「腐朽的西方」並不是十月革命後意識形態的產物，早在幾百年前俄國人就已經對此有深刻的批評。

從尼康大主教的時代，俄羅斯人就一直相信「西方衰落腐朽—俄羅斯救世」的理論，很早就提出「歐洲的價值體系並不是全人類的文明方向」。

俄羅斯民族的特殊使命可以拯救衰落的拉丁-日耳曼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這導致對普世價值的接受障礙。

在與西方的較量過程中，我們孤立和屏蔽了自己，這就需要強化凝聚力，過濾雜音，尤其是二戰的勝利加重了這種印象。

就像「記憶協會」主席羅津斯基所說的，我們不應該忘記「大清洗」的1937年，但是我們也不是只有1937年，俄羅斯問題的難度在於，蘇聯時期的成就與恐怖是混雜在一起的。

「對大眾的思想來說，理解起來有一定困難，對過去的責任問題人們無法嚴格的區分哪些是黑哪些是白，我們的歷史很難黑白分明，無法簡單化，是『黑白相間』的」混雜狀況。

另外，記憶是複雜的，是有過濾和篩選功能的，人們往往記憶最深刻的不是苦難而是成就，把驕傲與恥辱分別開來有一定難度。

另外，那些恐怖命令的執行者「並非毫無生活意義的惡人，是的，他們簽署了對無辜者行刑命令，但是他們也組織了幼兒園和醫院，也曾親自到工人的食堂檢驗伙食，他們之後的命運是值得同情的」，用俄羅斯民間的話說，「沒有哪一顆有害的雜草總是有害的」。

後來平反過程中，在審查內務部工作人員的具體案件時，辦案者拒絕為他們平反，因為他們本人應對無法紀行為負責。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一個問題，此前曾是儈子手的蒙難者是否應予寬恕？從純法律角度說，應該得到遲到的「正義還原」，但是從道德角度該怎麼評價呢？

在蘇聯，希特勒是一個魔鬼化身名詞，他代表著絕對的惡，而史達林是正義的化身，代表著絕對的善。在這種「非黑即白」只有兩種選擇的思想灌輸下，任何來自個體的深層思考都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其實關於勝利的記憶和關於恐怖的記憶編織在一起，蘇聯所有傲人的成就都是以人的生命作為代價的。從宣揚整體至上這一方面看來，希特勒和史達林同出一轍，希特勒強調，德國人必須形成一個整體，必須有一種紀律把我們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大家都必須服從，因為國家至上。

希特勒認為民主是禍根，是把整個民族的價值降低到平庸者的水準，他指責議會造成無人負責的局面，希特勒認為起決定作用的不是經濟，而是暴力強制的權力意志。

蘇共與希特勒類似的語言比比皆是，在這方面已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問世，這是集權主義的共性所決定的，所不同的是，蘇聯比納粹對「敵人」的界定要更廣闊更模糊得多。

但是我們打贏了二戰，歷史從來就是勝利者的歷史，於是希特勒遭到了譴責，史達林的那一套卻大肆弘揚。這種不顧人民死活的國家強大觀念現在看來是錯誤的。就像梅德韋傑夫所說：「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蘇共20大以後，赫魯雪夫也承認史達林時期存在著針對黨政幹部和民眾的恐怖行徑，但是他又極力把這種錯誤歸於個人，一方面試圖與體制脫鉤，另外赫魯雪夫後期也強調，我們生活在敵對勢力的包圍中，這種體制沒有恐怖就不能存活。

這樣蘇聯的問題就顯得比德國以及東歐國家要複雜，在一個頭腦里如何把這兩者聯繫起來，一方面是驕傲，同時也是俄羅斯的恥辱，同時具有成就和犯罪？的確比起德國區分起來要困難。

誰是功臣？誰是劊子手？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對恐怖的理解，誰製造了恐怖？是國家，是國家機器的恐怖，不是個別人的恐怖，在俄國人的腦海里一直有一種意識，國家對他們來說是神聖的，國家雖然有時會犯錯，但整個形象是好的。

所以有評論說，仍有不少人對「已經消失的集體主義和共同意志有所留戀，從某種意義上說，極權主義陰魂不散」，「每個俄羅斯人的頭腦里都仍然坐著一個『小史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