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溯石|廣場最後的留守者（一）
「戈培爾編輯」幽靈重現
4月25日晚7點，中央電視台播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相比13年前「戈培爾編輯」——姚文元所做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雖仍雞血亢進，卻顯陳詞濫調，少了當年驚悚駭人的力道。13年前那篇奇文發表後，一位署名「一名現場工人民兵」致信《人民日報》，信封正面寫「北京人民日報總編輯收」，背面寫「請戈培爾編輯收」。信中裝著1976年4月8日《人民日報》一、二版，在登有奇文的一版上寫著：「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如今，早已換了人間，「戈培爾編輯」的幽靈不僅沒有寂滅，還大張旗鼓地再行於世。冷硬僵化的政治現實與無數顆年輕熱烈跳動的心靈是脫節的，也與萬物繽紛生長的時代氣息相當隔膜。
多年後從楊繼繩的著作中才真正了悟這篇社論的威力：「這個定性的政治分量，超過了1957年對右派分子的定性。按照當時的中國政治常識理解：政府必定動用專政力量粉碎陰謀、鎮壓動亂，參與動亂的人沒有好下場。」
敵我矛盾若是基本定性，「對話」不成了與虎謀皮？置身廣場，四周一片譁然，憤怒，驚詫，擔憂，甚至盛傳將採取軍管，對學校施行手段。北大等青年教師宣布罷教，38所高校6萬學生聯合總罷課的消息接踵傳來。在廣場上紛紛揚揚的信息交雜的話語密林中，我冷不丁望向夜空，忽而感慨叢生：多麼遺憾多麼無奈，看來一些曾引領時代的「偉人」，比如那位85歲老人也難免走向其反面，甚至變成新征途上的絆腳石，自己卻渾然不覺……這是一種歷史規律嗎？是這塊土地上的必結之果嗎？這種並不罕見的生命現象，是每個人進入暮年後必須涉過的一條宿命之河嗎？——那將多麼可怕。
記不清在哪一天，我在廣場上遇到了某報記者Y,開啟了我們珍貴的共同廣場歲月。記者的工作性質帶來自由探訪的時空便利，其父母在天津又逃開了生活管束。我們同齡且同心，獨來又獨往，我們的身份同為寂寥邊緣的「社會閒雜人員」；不同的是，Y有難得的政治智識，善冷靜地知人論世，讓我沒少茅塞頓開，而我的啟動點僅是抽象的文人熱情，全為道德美感所蠱惑，其它一概懵懵懂懂。我們逐漸構成了一個自發的相伴相隨的組合，並在廣場有了一個固定相依相會的位置——紀念碑東北角東側頂端的角落，誰到廣場來必先到那個角落找尋對方，有時我到那裡時空寂無人，有時我到那裡Y正翹首以待，我們共渡了許多難忘的廣場時光，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更有很多交流後寶貴的共識。
大遊行、大罷課的決議傳出，攜帶著官方鎮壓的風聲，學生寫下以死抗爭的遺書。我和Y聞訊從廣場黯然暫別，分赴街頭。
「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
已趨平靜的學運陡然再起。原本籌劃已久的「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由於「四·二六社論」的刺激，使學運高潮在4月27日提前而至。
這必是充滿懸念的一天。上午騎車至德勝門左轉然後一路北上。第一眼所見便遠遠出乎意料——望不盡的人山人海，數不清的方陣旗幟。辨不出名目的各類警察會聚一起，鑄成動態人牆前後封堵，四面八方難以數計的北京民眾震天齊呼「讓開！」他們作為開路先鋒置身最前沿，為學生一次次地撞開封鎖線，學生們被手拉手的自助糾察隊牢牢鎖住邊界，以血肉之軀頑強趨進，「我以我血薦軒轅」「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血諫政府」「愛國無罪」，他們亮出的橫幅昭示出此行之初悲壯的基調，而「打倒官倒」「和平請願」「反對動亂」這類口號又非常智慧地對「動亂」大帽子做出回應。
友誼賓館、車公莊，六部口……我騎車緊隨遊行大隊，忽前忽後奔行，當隊伍卡在某個關口時，便停車到路邊擠進人群，或推著自行車駐足觀看，當隊伍順利前行時，我又趕緊上車追隨至下一個隘口。道路兩邊往往停滿推著自行車的民眾，大量的汽水、冰棍、食品被塞到學生手裡，屋頂，樹上，鷹架上，沿街窗口更有無數的人們歡呼助威：「學生加油！」「向學生致敬！」每輪僵持攔截化解後，便有更多學生民眾加入到遊行行列中或隨行的助陣隊伍中。
陰霾逐漸散去，一個異常明媚和煦的春日。車公莊二環道口，北大等北部高校學生隊伍與東部高校隊伍匯合，歡聲雷動。下午隊伍在通往廣場的關鍵部位六部口遭遇最強一戰，數十層的堵截人牆封死了長安街，警察雖人數眾多卻赤手空拳，長久對峙後遊行隊伍終於沖開缺口，警察人牆最終不得不退後讓路放行。大會堂北門外的長安街遊行隊伍經歷最後一輪苦戰——鋼盔盾牌棍棒，軍人軍警軍車悉數亮相，最終卻只是充當了陪襯的布景道具。
